社会组织嵌入村改居社区服务的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112-03
随着国家对失地农民制度性补偿的完善，失地农民自身的城市融入以及生活方式变迁对家庭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失地农民快速被动城市化、住区生活与城市主流社会的隔离与边缘化，就业的底层化与非正规化，形塑了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因此，如何避免失地农民这种符号文化延续到子代身上是主张行动和改变的社会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在现有的社会福利框架下，社会工作者能做些什么？社会组织又可以做些什么？本文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社会组织作为实践的载体，以社区为本，进行社区嵌入式服务的一些行动反思。
一、研究背景
回顾中国三十年的城乡发展，在城乡关系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拓深，并不断以原有的城市布局为中心，不断向外进行空间的扩展，这一扩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周边原有的农村居住人口的城市化转移，城镇化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城市对土地使用比重上升，那么相对来讲农村的土地使用比重会下降。这样也必然导致大量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失去土地，这一现象是全球性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为此早在很多年前国外学者对此有大量的实地研究与探查。作为后发型现代国家，我国的城镇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尤其是近十年发展非常迅猛。纵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总计经历过三次“圈地热”，前两次“圈地”，由于那个时候的市场化刚刚起步，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能够以城市单位制为依托，形成大集体和小集体所有制的用工形式，进入到工业社会中来，这种以单位制为载体，“人地全收”的城市化模式带来的农业生产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城市化的加快，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城市在向农村“侵入”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吸纳农村土地上剥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后选择了非正规部门就业。面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章友德（2007）提到“国内学术界近期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归纳为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四个方面加以归纳和评述”。但是上述研究只是看到了失地农民本身所面临的问题，而忽略了由于生计的变迁，失地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其家庭生活带来的冲击，原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使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女，现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寻找生计而填满，无力照顾家庭和子女，带来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和压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让失地农民在失土而不失依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多的福利服务的补偿，减少其生计变化而带来的家庭压力，这是摆在从事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实践的学者面前的一个课题。
社会工作的学科性质以及相关学者的品质，让社会工作领域的学者责无旁贷地对失地农民这一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主要从失地农民如何有效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环境当中、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的社会排斥问题即如何解决社会结构设置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排斥等这些方面进行探究。面对如此多的问题，闫伟、张琳琳（2011）提到社会工作者主要从“提供服务与心理支持、资源获取、纠纷调解、政策倡导”这几个方面进行服务。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性比其他学科强，专业性比其他服务人员更加人性化与专业化。针对失地农民的社区服务该如何介入，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整体概述。
失地农民丢失的不只是自身的集体归属感，丢失的不只是他们这一代应该享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作为农民身份的这种符号文化并没有随之而发生改变，如何避免失地农民所丢失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进一步延续到子代身上是我们社工当务之急的工作。如何避免社会教育不平等再生产机制的发生，进而来对失地农民所在社区的儿童教育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这是本篇文章的主要思路。在我们讨论之前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村改居的失地农民当中也有部分群体抓住了城市化的契机，将征地补偿款作为自己的原始资金，进行投资，从而带来了财富的增值。即使在财富上有增量，但是在中国“农民首先是一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种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即使一个农民改变了其经营形式，改变了他在经济行为中的角色，乃至改变了职业，只要他没有改变那种低下的身份等级，他就仍然是一个peasant，就仍然会听到社会向他说：‘喂，你是乡下人！’”（秦晖、苏文：1996）基于此，财富的迅速增加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意识。其文化适应性尚没有达到一个城市市民主流的文化意识的要求。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有文化的维持情况以及目前与异文化的接触和参与情况，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种策略，即“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整合”（integ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叶继红：2010）当失地农民在文化适应上不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时候，其社会整合遭遇了困难，那么在文化上失地农民将逐渐走向边缘化，而且这种边缘化的身份和地位将一种失地农民司空见惯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形成一个新的边缘化群体。当下一代进入到社会中之后，他们将发现我群体与他群体之间的文化隔阂，他们将会追问，在他们的父辈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种追问将会引起新的认同危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社会工作者将以行动和改变为己任，进入社区，进行社区与家庭的融合教育，改变目前失地农民聚居区的整体社区文化和微观家庭文化。 二、辽宁省沈阳市D社区扫描
辽宁省沈阳市D社区坐落在沈阳城市北部，现有居民8 000多人，原为城乡接合部，随着沈阳中心城市化向外发展，为解决母城发展中的空间拥挤问题以及土地财政的激励，该地区被纳入到城市建制中来，并且按照规划在十年之内，集聚人口100万，打造沈阳的卫星城，2000年开始，该地区归到城市建制，撤掉乡镇政府，建立街道办事处，由于大学扩招带来的教学用地的紧张，驻沈阳的大学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该街道所在地先后建立了六所大学，成为沈阳北部大学城，大学城的建设，推进了当地城市化的速度，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征占，农民被集中安置在回迁的住宅小区里，村委会向居委会、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在居住方式变化的同时，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农耕生产向工业社会迈进，从笔者实地调研的经历来看，城郊地域的失地农民在进城过程中，由于原有的农村生活的印记，以及文化水平的低下，在向城市迈进的过程中，难以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多数到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寻求生计，这些问题在农村乡土社会不会有太多问题，但是当处于现代性较强的城市文化中时会受到各方面的排斥。工作时限长、工资水平低，这些都带到家庭当中进而传递到子代身上：父母的工作性质以及自身能力导致其家庭经济水平有限、受教育水平有限，无力对子代的教育提供优越的受教育环境与进行更加系统性的指导与帮助。不仅如此，个别农户因征地拆迁补偿款带来的一夜暴富而进行盲目投资以及赌博等投机导致倾家荡产而带来家庭破裂，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多次遭到父母亲遗弃的孩子在这个社区开始成为一个显现的社区问题，这些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导致其人格不健全，具有暴力倾向、不信任任何人等。这些问题无不困扰着家庭、学校、社区。
三、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开展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以居委会为基本单元的社区组织无力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但是这些需求又是失地农民紧迫的需求，社区需要植入新的力量，来满足居民的上述需求，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D社区紧邻沈阳北部大学城，各高校社团组织志愿者到D社区展开服务已经多年，但是由于学生课业时间较多，课余时间与社区服务需求时间经常冲突，以高校志愿者进行的社区服务只能是偶然性服务，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如何将志愿者偶然性的服务转变为经常性、可持续性的服务，将非专业的热情型主导的志愿服务转变为专业性、理性化的服务，形成社工引领、志工助力的模式，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在长期的专业实践基础上，设立了QY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社会组织作为载体，以师生资源为依托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以社区为本，先后开展了康乐汇老人服务项目、馨乐汇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项目、针对0到6岁儿童的童乐汇服务项目，特别是开展了针对6―12岁的学龄儿童的社区学堂服务项目，在为学龄儿童提供学业支援之外，提供多元智能和情绪管理等课程，截至2014年底，已经服务该社区儿童近一万人次。这些服务不仅很好地“填补”了所在社区政府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公益真空，而且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
四、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服务的行动策略
社会组织相较于原有的街区制基层管理模式而言是一个外生现象，如何嵌入到原有的街区体制中，而不遭到原有体制的排斥并同时能够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同，这些问题也在考量一个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王思斌先生（2011）曾提到，原生的本土社工与新生的专业社工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一种嵌入性的关系。借用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如何将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与原生的具有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结合到一起。
在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组织依赖特征，除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行政化的群团社会组织之外，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结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组织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体制的存在，带来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两种趋势，一种是对正式的行政组织的身份依赖，依靠权威组织的影响力来获得生存资源，另一种就是草根型社会组织，在体制外苦苦挣扎，寻求着自身的合法性和寻求着行政资源之外的社会资源。
QY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具有的优势是高校教师的智力资源，但是作为一个体制健全的社会组织，它缺乏维持组织健康发展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再者，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社会服务，由于是新生事物，目前还没有得到居民的完全认同，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原有的街区制基层管理体制的强大，使得社会组织嵌入到社区中开展服务具有的合法性身份还难以获得居民的认同。
围绕这些问题，QY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采取了以高校智力资源为依托，与当地街道、社区合作，获得空间上进入的权利，针对民众紧迫的需求，开展专业服务，先做服务赢得名声，获得居民认可之后，扩大宣传，同时积极寻求政府支持以及民间力量的支持，寻求行政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经过近一年的筹划和发展，目前该机构服务的儿童登记在册的已经有200名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单亲家庭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争取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也赢得了社会力量的支持，几个企业界人士伸出援手，制订了弱势儿童及家庭救助计划，每年定向给予捐款，解决志愿者的服务津贴和社会组织的行政成本问题。
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在辽宁老工业基地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限制，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性、满足居民需求的有效性，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