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视角下对政府社会治理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048-02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其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重点是实现政府管制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具体言之则是：从增长型理念向协调型理念转变，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型的行政体制转变，从传统的行政审批型向现代的公共服务型转变[1]。
一、群众路线对于政府社会治理的价值探讨
（一）群众路线观点蕴含着政府社会治理基本的方法论
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工具价值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就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实践中不断地进步与发展的。首见于“十二五”规划中的“顶层设计”，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就是“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2]，笔者认为就是要在“一切依靠群众”、尊重其“首创”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民情民意，进而使这样的“设计”融合到政府社会治理模式中去。
2.“从群众中来”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方式与目标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诉求的最基本、最有效的保障，“到群众中去”才能使政策与方针为人民群众所了解，真正得到贯彻与实现。这既保障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社会治理活动的充分参与、有效监督，也有助于政府社会治理整个过程体现明确的价值取向。
（二）群众路线观点是对政府社会治理结果的价值评判标准
1.“一切为了群众”要求政府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与结果实现“良政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府应该做什么不是某些人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对人性做怎样的假设，取决于如何理解政府服务对象的需要”[3]。“让群众满意”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是确立政府良好形象、促进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
2.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揭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大的议题与目标，就是将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上，因为发展的目标要为了人民、发展的过程要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同样也要由人民来共享。虽然对政府社会治理结果的评价是综合的，但是否做到了“一切为了群众”，无疑始终应当是其最核心的标准。
二、管制型政府模式下对制约政府职能有效发挥因素的分析
在当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非经济领域，特别是有关民生领域中，政府其实扮演了多种角色，而这些角色之间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相互交织的互相矛盾性，这样使得在研究政府运作模式时，必须对其中的原因进行理性的认识。
（一）特定的时期塑造的特殊绩效观的消极影响
1.发展始终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无可厚非，在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要实现其行为目标，必须完成上级委托的各项任务比如GDP、税收等，来获得上级政府的满意度，进而获得上级的政治认可[4]。但这并不能成为对社会其他领域中亟待解决问题的回避与漠视的理由。
2.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思想驱使下，特别以追求GDP为代表的绩效标准，造就了相当的地方政府对追求经济利益的热衷，从而造就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投资情况下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往往有限的资源被投入到“最大限度提升GDP水平”的领域中，相较而言，在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的领域却相对投入较为滞后。
（二）对社会经济整体要求反应的滞后形成了政府职能发挥的失衡
1.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政府的职能设计过程中存在种种“越位”“错位”以及“缺位”的现象，一旦这样的情形存在，政府的职能发挥一方面无法实现设计者的预期，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无法谈及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
2.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传统的行政体制，使得政府在发挥职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趋利避害”的“能动性”。以追求高增长为特点的传统的发展理念，自然地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重中之重的“根本”来抓，而与“根本”二字似乎存在冲突，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共服务领域、民生领域注定会被有意无意地“淡忘”，要么就成为实现“根本”的途径或副产品。
（三）从管制型权力运行模式本身来看，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存在一定难度
“唯上”？“唯下”？是判断一种权力运作模式是否有效率的一则重要标准。
1.从权力的来源而言，政府从社会中产生，其权力也必然是来源于社会。目的也是利用这部分公共权力，从事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的。然而，在管制型权力运行模式中，相当的权力拥有者自始至终地认为“权力来自于上级的赋予”，如何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评价的标准也自然就是“唯上”――是否符合上级的要求、令上级满意，“民众仅仅是最后也是最无力的一个环节”[5]。
2.另一方面，从权力运用的过程来看，管制型的权力运作其根本的动力则来自于“是否符合政府工作的大局”，直接动力则来自于“上级的文件”。因此，在整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其对群众诉求的响应难免会有不全面、不周到之处。运作的结果也不能做到“唯下”――“群众是否满意”这一判断标准。
三、群众路线视角下对政府社会治理的再认识
（一）“治理”蕴含着群众路线观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的概念。何为“治理”？就是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国家、社会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中所有的主体都有机会与渠道，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选择。“多元利益相关者更深地参与国家治理，实现民主协商，使其享有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渠道，进而推动国家在治理层面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体。”[6]才会使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意志，能够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得以实现，保证这种治理的科学与合理。
（二）治理型政府必然是以群众观点为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
1.“治理”更多的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使政府更能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而如何在治理过程中充分有效地实现政府的各项职能，服务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参与，使公权力运行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强制性的因素虽然能够给“治理”带来高效性与整体性，但是与之相比，如何实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公平与公正，则是我们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人民群众的观点与建议得到最充分、最合理的彰显，这是社会治理中政府所应秉持的基本理念，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节点与推动力。
2.政府的社会治理，其主要目的应当是以实现整个社会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这当然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但最终目标可以说是“将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这一语境下，更需要在特定发展水平下，在各利益主体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发挥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正融入到社会治理整个过程中。
（三）科学系统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是政府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
1.更加规范和完善的权力分配与运作模式，是保证在政府社会治理过程中及时准确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前提。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与监督，虽然有多种途径，但最有效的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权力行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级人大代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作为公众参与地方政治的重要平台，如何保证人大的功能得到切实充分的发挥，则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前提下，才能谈及创新多种方式与渠道，畅通利益表达与诉求机制。
2.一定规模社会中介组织的培植是推进政府治理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定义为：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为提高社会效率而从事……活动的专门机构[7]。可以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稳定[8]。积极推进社会中介组织功能与模式的创新与完善，使之成为有效的社会治理参与者。这既有利于其进一步地发挥好填补“政府失灵”时的“治理真空”的功能，也能够使其更好地通过自身活动汇集“民意”，间接或直接地将它们传递给政府，从而更容易使各方主体在治理领域内达成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与目标，更加贴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要求。
3.权力与责任是相伴的，在强调权力的同时，更应该强化政府在面对人民群众时的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做到有责可问，实现权、责、利的统一，防止‘部门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加快责任政府的建立”[9]。除了需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要明确政府自身的各项责任，用责任来保证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真正使得权力的运用体现人民群众的“理性”和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