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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正能量表现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6-01-31

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正能量表现

  电影作为与“人的生命特征”极其相似的艺术,能最充分地展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及人类的精神想象与人文关怀,成为人们理解自身和世界、完成人格建构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的提出,各种类型的电影中倡导的正能量日益为大众所关注,这些正能量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基本判断标准,必将成为中国电影提升自身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密码。本文从新世纪主旋律影片、商业影片及文艺影片三种电影类型出发,探求其正能量的表现。

  一、电影中正能量的界定及产生背景

  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认为,人体就是一个能量场,人们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变得更加自信和充满活力:正能量的产生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行为,因为行为真的能够影响情绪,更能直接有力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催生不同的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正能量。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一个国家的正能量是由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组成的,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国际影响力的呈现方式,也集中体现着国民素质与精神风貌。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正能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取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切成就;二是这个国家通过一切传媒、一切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艺术形式“映照”出来的国家形象,其中既包括业已创造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也包含着一种令人期待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目的,即理想的国家和民族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精神才值得追求。具有正能量的民族形象意味着更高的价值和精神追求,对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起着春风化雨的作用。因此,通过电影使民族形象更具有正能量,不仅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且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世纪中国影片中正能量的表现

  (一)主旋律影片

  我国主旋律影片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弘扬主旋律”口号的就是当时担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的石方禹。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为我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经成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因此,政治属性是主旋律电影的本质属性,也是创作这一类影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爱国情怀是主旋律电影正能量的重要表现,其中最典型的电影类型就是主旋律战争片。主旋律战争片作为政党史记和英雄个人传记的一部分,是承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阵地。《云水谣》是一部革命爱情题材的影片,影片并没有采用通俗的将主流意识形态凌驾于故事和观众之上的方式,而是将宏大的历史背景、浓浓的爱国主义、革命理想主义蕴含在普通人的故事中,表达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建国大业》被称为是“中国电影人集体向共产党敬礼的史诗巨片”,诸多电影明星云集使得这部主旋律影片较之前的影片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一改以往人物脸谱化、故事模式化、审美单一化等缺点,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让观众对于历史有了新认识。冯小刚拍摄的《集结号》也突破了以往战争片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旋律模式,将视角放在了那些非常可敬的普通战士身上,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集结号》讲述的是淮海战役中,上级命令连长谷子地带领自己的部队打阻击战,一定要坚守4小时并听见集结号再撤退,结果他们坚守了12个小时,谷子地负伤后因穿上国军的军服,被我军当成战俘,其他战士全部阵亡而且没有作为烈士得到认可。同样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打仗牺牲,被授予烈士的能分得700斤小米,而他的战友因为没能授予烈士就只能分200斤?集结号到底有没有吹响?一根筋的谷子地耗用了下半生去寻找真相,为死去的战友们讨说法。《集结号》不仅获得了观影人群的普遍认同,创造了2.6亿元票房收入,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也赢得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以1分9秒的时间报道了《集结号》的上映情况,在随后的《焦点访谈》中又介绍它,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表扬道:“《集结号》在思想内涵、艺术创新、文化意蕴、科技含量等许多方面正在形成符合中国电影观众审美取向、符合中国电影市场实际情况的创作特色和规律,预示着国产大片在经过出生的阵痛之后,已经逐渐突破瓶颈,走向成熟。”这足以说明冯小刚在政治、市场、艺术三者的博弈中,找到了一种既叫好又叫座、大众政府都认可的战争片创作策略。《集结号》不同于以往讴歌式战争片中突出英雄们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高大上”形象,也没有采用改变战争结果或者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决策者及伟人为主角,冯小刚打出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的招牌,这个耐人寻味的重大主题通过流畅的叙事和强烈的视听震撼传达出来。表面上看影片褒扬的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革命理想,而事实上影片中的人性魅力才真正是导演的诉求。它通过对谷子地一人命运的关注,来彰显普通军人人性的伟大。在大众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战争片表现“人性”的侧面各有不同,但是,可以看出,新时代背景下“主旋律”战争片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不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那种革命的、政治化的战争电影,而是充满人性魅力的战争片。这种战争片中的主人公从细节中表达出一种感动,让观众深深地被主人公折服。正如电影《张思德》中的张思德形象,电影镜头里的主人公在不停地奔跑,让观众看到了他那份“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并与之行动的淳朴个性。他在奔跑时气喘吁吁的英雄形象已深入人心,让观众发自内心地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二)商业片

  随着人们思想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商业片在注重大制作和大投入的同时,也注重影片内涵及影片中所蕴含的积极思想,即从亲情、爱情、友情的角度表现正能量。在电影《海洋天堂》中,伟大的爱超越了生死,观众在抛洒热泪的同时学会了感恩。《我的兄弟姐妹》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母辈童年生活以及童年记忆再现,来追忆现代社会已经添加利益色彩的手足情。和《我的兄弟姐妹》同样催泪的商业片还有《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以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在大投资下的特效和场景的震撼下,最令人感动的还是电影里的亲情。强烈的地震发生后,繁华的城市化为废墟,林立的楼房成为瓦砾,不幸的人们被埋在其中,姐弟二人同时被困,但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到底救谁,母亲面临生离死别的抉择,当母亲极其无奈地喊出“救弟弟”时,她的无助而绝望催人泪下,而压在石板另一边的姐姐也陷入了无助和绝望之中。后来,姐姐被雨水浇醒、被别人救起收养,而对母亲的怨恨也从此开始。直到32年以后的汶川大地震,姐弟意外相遇,弟弟将实情相告,他们一家才得以团圆,32年的爱与恨才得以了结,人们的心情才得以平复,伟大的亲情才得以展现。《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的是中国人在“海外生子”的故事。文佳佳为了给大款生孩子无奈跑到了美国,机缘巧合结识了不修边幅的邋遢大叔弗兰克,文佳佳在与弗兰克接触过程中两人彼此相爱,最终文佳佳对于人生的价值有了新的判断――金钱并不重要,真爱才是最重要的。《泰?濉方彩龅氖恰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徐铮饰演的老板,为了金钱在职场上与对手明争暗斗,致使其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到了离婚的边缘。电影具有深刻的批判意味和强烈的反讽意味,它影射着当下残酷的现实,使电影展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负面问题,让我们洞察到被现代化进程所扭曲的人性痛楚,看到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并深刻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社会的转型与个体的命运密切相关,在新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建立的异于过去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标准,将个体生命推向亲情淡漠、迷失自我的悲剧命运。《泰?濉分姓煞虺椴怀鍪奔淅磁愫⒆油媸桥既坏模?与对手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很多人物的出现也是偶然的,最后武斗谁胜谁负也是偶然的,但是夫妻感情的黯然与疏离却是必然的;最后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妻子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他放弃了对金钱的追逐,回归了家庭。这部影片让我们发现真实的情感和对未来美好的期许是必然的。《小时代》这部备受争议的电影在友情的表现上让人无可挑剔。四个女孩虽然有争吵,有改变,有无奈,但是她们最了解彼此,最信任彼此,最放不下彼此。从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纯洁友情的重要。《中国合伙人》则是男人之间的友情,透过主角们交织一生的命运,观众们见证了他们的友谊以及当未来职业的希望与个人理想崩塌时,他们三位又是怎样用尽全力地将它们重新拼凑在一起的故事。

  (三)文艺片

  与上述电影类型不同,文艺片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旁观者的悲悯情怀。《图雅的婚事》充满了对边缘人物的悲悯情怀,表现了边缘人物在社会上的生存与挣扎。“嫁夫养夫”意味着图雅的婚事必须选择为了生存还是为了道义,图雅想要一种结果,就是生存与道义共存,但是她失败了。图雅的矛盾在现阶段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一种社会型问题的存在。有些观点认为,导演王全安是因为缺乏深入探讨相关社会问题的勇气才将图雅的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遗留给观众,笔者认为导演将这个矛盾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为了让这个边缘问题社会化,释放导演内心的悲悯情怀,并非他没有勇气探讨这个问题。《十七岁的单车》通过一辆单车展开故事,将城市青年小建和农村青年小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揭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展现了弱势青年生活的不易、小人物的尊严和梦想。但现实对他们而言是残酷的,导演意在呼吁大家关注弱势群体,批判以权力当道的社会现状,提倡构建更加和谐、平等的人类社会。影片《苏州河》中的男主马达和女主牡丹死在苏州河边,这也许是影片名字的由来。美美从船上急匆匆出来,仓皇无措的一个转身之间……她说,苏州河是一条很脏的河。但是你从中会看到很多东西,其中有爱情的降临,有背叛的产生,有人意外地丧生。但是,活着的人们依旧为生活奔波,都那么地匆忙。《李米的猜想》则表现了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不同价值,目的与现实在价值实现途径中的对立等,也体现了导演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

  电影中的正能量在激发民族爱国热情、凝聚国人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使人们在欣赏艺术、充分得到艺术的享受之余,建构自身对外部世界、个体生命和自身的理解,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正面积极的形象,提升人们的精神素养,提升国家软实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需要更多的优秀电影作品来统领民心,凝聚力量。

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正能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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