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述论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指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变，一方面是农村传统借贷关系向现代借贷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传统农村金融组织向现代金融组织的转变。
一、传统农村金融的衰落和延续
江南农村传统金融包括传统高利贷借贷关系以及典当、钱庄、合会等传统金融组织。民国时期，由于现代农村金融的兴起，传统农村金融逐渐走向衰落，但仍然在江南农村农民借贷中占有一定地位。
高利贷，是农村传统借贷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层次，在江南农村主要有货币借贷、实物借贷等形式，是江南农村农民主要的借款来源。借钱还钱是高利贷中最常见的形式，通常是利上加利。货币借贷的利率可分为年利、月息、日息等种。年利一般为三分或五分，月息多为一分半至二分左右，最高亦有达五分的。日息不多，常熟称之为“放过洋”，俗称“押头鸟”、“九头鸟”、“过鹰洋”。嘉定叫“日折利”，每日加息最高为10―15%，一般为5%，最低为l%，十天为期。无锡有一种“印子钱”，每日付息，到期还本（一个月或半个月为期）。江南农村还有一种“大头利”，俗称“大加一”或“大头债”、“鸡叫钱”，一般定半个月或十天后加倍付息。[1]地主、富农、商人构成江南农村放贷的主体，借债的主体主要是贫农和雇农，高利贷是江南农村农民借贷和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不可避免的有剥削性、破坏性、残酷性、复杂性、殖民性等消极因素。
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主要有典当、钱庄和合会。民国以后，钱庄、典当的逐渐衰落。据民国22年《中国实业志》载，当时苏州钱庄多达30家，钱庄家数之多，冠于全省，后因长江水灾、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等原因，苏州钱庄业日趋衰退，至抗战前，苏州钱庄仅存7家。[2]无锡在民国19年（1930年）有钱庄25家，民国21年（1932年）有钱庄18家，资本122万元，民国23年（1934年）“废两改元”后，无锡钱庄仅存12家，至民国26家（1937年），无锡仅存德丰、永恒丰、福裕等7家钱庄，靠办汇兑维持经营。[3]由此可以看出，在江南地区钱庄衰退的大体趋势。典当的发展也比以前更为困难，典当也日趋衰落。1930年浙江全省尚有典当319家，到1932年只有151家。[4]浙江嘉兴，民国初年，有典当60余家，民国21年后，全区典当倒闭甚多，只剩29家，大多勉强维持，至抗战发生，全部停业。[5]在江苏苏州，民国20年（1931年），水灾严重，苏州农村濒临绝境，当多赎少，资本日耗，因之亏蚀累累，至25年典当仅余39家。[6]
合会是我国农村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在江南农村十分普遍。合会组织的一般原则是由某一急需钱之人召集若干亲友建会，发起人则为会首，参加亲友则为会脚，每人出资若干，并规定按一定时期集会，首期通常归会首所得，以后各期可接一定规则分别由各个会脚得会，并依据得会先后次序的不同，而缴纳金额不等的会金。一般来说，先得会者缴纳较后得会者为多，多出者意为还本付息，实质为整借零还，后得会者为零存整取，所得为本利并收。费孝通先生称这种组织为“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7]江南地区合会的数量，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农情报告》记载，1934年，全国每县平均仅2.21个合会，而江苏省每县有6.09个，浙江省有3.35个，江浙两省有合会440个，占全国的19%，这说明在江南地区农民加入合会的比例是相当高的。[8]江南地区合会改善了农村金融流通状况，也减轻了高利贷的剥削，因此有其存在的价值。
二、现代农村金融的建立与发展
江南农村现代金融包括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等现代金融组织在江南农村的农贷活动。
银行是现代金融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江南设立的最早的兼营农业金融的银行是1922年月成立于吴江震泽镇的江丰银行，资本总额20万元，农业放款业务主要有农产抵押放款、动产抵押放款、不动产抵押放款三种。[9]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根据其推行农业政策的需要，专设农业银行，至1934年，全国共有20家农业银行，其中江苏4家，浙江9家，江浙占全国总数的65%。[10]在江南地区，新式的农民银行，主要是江苏省农民银行和浙江省农民银行、县地方银行和农民借贷所。除此之外，全国性农业金融机关中国农民银行，国家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蓄汇业局，商业性银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等也在江南农村兼营农贷业务，其中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为典型。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的信用合作社共21县98社，其中江苏为最多，15县60社，浙江5县7社，江浙共67社，占总数的68.4%，此外在江浙还有10县15社正准备予以放款。[11]
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是农民直接参加的基层金融组织，是银行等机构为农村提供资金的纽带和中间环节。在南京国民政府和银行界的推动下，江南地区的合作事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江浙两省建立的合作社中，以信用合作社居多。江苏在1928年共有合作社309所，其中信用合作社280所，占90.6%，1929年共有合作社528所，信用合作社就有481所，占91.1%，同时期的浙江也与此相似，1929年信用合作社占总数的94.3%。[12]1934年江浙沪宁共有合作社4831社，其中信用合作社就有2927社，占60.6%，[13]1935年江浙沪宁共有合作社6222社，其中信用合作社有2708社，占43.5%。[14]新式农业仓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重在保管农产品，并举办储押业务，发行农业债券，调剂农业生产资金。1929年春，江苏省农民银行开始经营农业仓库，至1934年底，江苏省办理的农业仓库共282所，遍布全省47县，浙江省有57所，分布于浙江省20县，两省共有339所，占全国578所的58.7%，可见在江南地区，农业仓库是很发达的。[15] 现代农村金融在缓解江南农村金融危机，促进江南农村经济复苏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单独靠银行把现金流入农村，我们的结论是不能复兴农村的”，“要复兴中国农村，银行界固然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尤须政治早日澄清，是缓解农村恐慌的根本原因。”[16]
三、江南农村金融现代转型的评价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发展过程，就是传统农村金融向现代农村金融的转型过程。现代农村金融的建立与发展，是江南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江南农村现代金融组织的建立和现代农业金融业务的开展，必然会改变江南农村的借贷格局，削弱传统借贷方式在江南农村农民借款来源所占的比重；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向江南农村进行的农贷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江南农村金融枯竭，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江南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场主要由政府主导的江南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江南农村，传统农村金融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据1934年江苏浙江农村农户借贷来源分析，在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典当业占借贷来源的17.4%，而现代农村金融组织银行和合作社二者仅占借贷来源11.4%，农民从银行和合作社的借款远远低于从典当获得的借款。[17]所以说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在农村借贷中占据主导地位。四十年代江南农村现代金融组织的借贷比例在逐步提升，传统金融组织的借贷比例有所降低。1947年，江南农村农民借款的23%来自银行，10%来自合作社，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占放款机关的比例达33%，传统金融组织典当仅占7.5%。[18]
另外，在三、四十年代的江南农民的借贷来源中，占主要地位仍是私人借贷。江南农村虽然存在着众多类型的金融组织，但决定江南农民资金融通的不是农村金融组织，而是由商人、地主、商店所构成的高利贷私人借贷，这种高利贷虽然剥削很重，但仍在江南农村占主导地位。据1934年《农情报告》，银行、合作社等现代农村金融组织在江南农村放款占11.4%；传统农村金融组织典当、钱庄，约占贷款的25.6%；但是农民绝大部分的借款来自于私人高利贷，其债主多是地主、富农和商人，约占农民借款来源63.2%。[19]这说明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村金融组织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在整个金融借贷中的作用都还很薄弱，仍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改造和复兴江南农村经济，除要支持和发展现代金融外，还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传统金融的功能。
因此，现代农村金融不仅没有取代传统农村金融，甚至也没有动摇传统农村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导地位，更未能做到江南农村金融的整体的现代化，因此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的转型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