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从国外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传播开来之际，中国有很多人去往日本留学，并且中国最早真正接触过马克思的人，可以说就是从日本开始的。早期有很多思潮，然而我们通过史实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但凡能被早期中国留学生接受的，都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日本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思想，仔细来看，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又有着很大程度的切合，又与孟子的小农思想有着某种不谋而和的地方，这其中的种种我觉得这都与中国千年的文化根基与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毕竟在熟读四书五经与满是道德文章的之后，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之下的臣民，对于一个安逸的社会是非常的向往之的。
早期留日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在日本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救亡图存道路。其中周作人就曾尝试“新村主义”，这种主义类似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恐怕要属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同的，欧文的公社是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的时期，而日本的新村主义确是不太发达的阶段。它主要是一些农民组成的，新式村社当中人们过上了原始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得村社与周围的村舍脱离，村里的人一起劳作，一起吃饭，有统一的作息时间，看起来幸福无比，周作人当时被这样的生活所深深的吸引，只是可能是由于时间较为短暂的关系，周作人并没有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就是与外界的隔绝可以说使得新村的维持走上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新村得以存下去的原因完全是靠的创办人的稿费维持下去的。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生活的差距，这种就需要一种较为科学的学说去为这种美好愿景找到一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说，之所以被称之为一门科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我们指明方向的同时还为我们具体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把他当成众多的学问当中的一门，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会在后来的日子这样一门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景，同时还超越当时社会状况的，研究更高一层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会在若干年以后成为了救国图存的利器。
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当属辛德秋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30我在日本读过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于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描述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大大的鼓舞了我，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的大同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交织成了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早期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一种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感觉，思考当时在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扎根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从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地方传入我国的，可以说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征所致。自古至今中华文明都是在不断的融合与不断的创新之中才得以延续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儒家的结合，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就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上层，因为历史证明他是能被中国文化所利用的。话题转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是外来文化的传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的年代与我们较近，再加上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猛然从西方文明当中找到的这条出路（五四运动以后探索的结果），从很大意义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是同以往中国先民对待其他所有思想一样，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拿来主义”就符合中国的需求，而是经过不断的加工与创新，才与中国的国情具有了相适应的因素。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他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当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一个必要的时代而最终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同样，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他在东方的发展，要想真正的融入到东方社会，又必须具有东方的基础，扎根于东方的泥土。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深刻的指出，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历史的特点，可以不用像西方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很发达阶段，就可以跨越式的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显然马克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是并未给我们指出具体怎样操作。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以后，人们的思维产生了极大的振动。许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中华民族的种种弊病。他们像西方学习，其中给古老帝国带来的许多东西当中就有一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应当属于梁启超。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咯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从梁启超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带有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东西。只言片语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对于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观察，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等思想，可以说对于弱者的同情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思想。帝王将相之于黎民百姓或许有许多的压迫，但是“兼济天下”的思想几乎是读书人骨髓里的东西。
三、马克思主义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 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的土壤里吸取养分，终究是因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早期的文化分子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优良基因相结合就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早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重正己和自身修养，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自成一套体系。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思想部分对后来的中国共产的主要继承者们普遍的都大有裨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党性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任务的完成。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党内大部分人都出生于知识分子阶层、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普遍接受旧式教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他诞生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一个工人阶级解放理论学说，让农民去了解并且参与其中实在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扎根于旧式中国的农村，其原因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所以能在广大农村进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有正确的路线指引，更重要的一条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性修养。而这一条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修养相结合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上，大部分学者只注意两者相一致、相契合方面的结合，而忽视了两者各具特色，相互补的方面的结合。其实，就文化交往而言，两者各自特有、互通有无、互补相成方面的结合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由未脱离旧式教育的思想家，学者们去进行的，这种由外而内，内部消化后通过自身素养提炼，表达给外界的思潮，既具有外国文化的先进部分，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自身修养的内涵。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引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料来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