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化媒体时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含义
数字化媒体时代，意即新媒体时代。关于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含义，社会各界学者众说纷纭，目前尚未有一种具体而统一的阐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概念最早提出于1967年，
提出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数字化技术作为一门新兴技术，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技术而言。就此看来，数字化媒体作为一种相对性概念或许更为合适。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指出：“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新媒体所下的定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以上说法分别从新媒体技术的特点、新媒体涉及的范围以及新媒体的属性角度对其进行了概念的界定。2013年6月25日，《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二、数字化媒体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特征
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字化媒体时代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
正如前文中指出的，数字化媒体时代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在传统的媒体时代，人们借助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体了解国家大事和相关的政治新闻。显然，传统的政治传播往往是单向的。公民通过传统的政治传播工具只能单方面获取相关的政治信息，由于技术工具的局限性，也使得公民只能作为信息受众而无从反映自己的政治表达，进行政治参与等。
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单向局面。数字化信息平台的建立，也使得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政治观点，公民将有更多的机会行驶政治参与权。2011年5月新华网公布全国优秀党员网上投票推荐活动的信息，同时还在网页中公布了投票的具体时间和要求，并设置了网络投票通道，方便公民借助互联网技术推进此项政治工作的进行。
（二）数字化媒体时代为公民实现知情权创造了新的途径
公民的知情权，又称为知的权利，知悉权和了解权。即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遍公民权利与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有知悉和了解的权利。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保护公民合法利益的需要，有助于消除谣言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发展秩序。追溯到传统媒体时代，毛泽东曾经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党的有关政策都应该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知道”。
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要决策和重要的政治信息，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使得群众更广泛地接收到重要的政治信息。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极其突出的表现。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公民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收看到会议实况，同时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微博等客户端收看到会议过程。会议的重要内容与精神，也通过报纸杂志和电视网络等进行广泛传播。在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如此普及的情况下，政治信息得以快速准确地传播。因此，数字化媒体时代为公民实现知情权提供了新的途径。
（三）数字化媒体时代为公民实现监督权提供了新的方法
在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监督权。信访制度可以称为公民实现监督权的有效手段。2013年，我国的信访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取消了全国各地信访状况排名的规定，同时还提出了“将矛盾化解在当下”的新思路。2014年2月，中央要求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案件办理的透明度，有利于政务公开，从而使得公民更有效地实现监督权。
微博等社交网站的兴起，将更多的群众纳入到政治监督的环境中。媒体的曝光，群众的合法检举都可以通过网络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政治信息的传播。2011年人民网报道，8月23日，微博认证为“温州市工商局12315举报申诉指挥中心官方微博”、名为“温州月月315”的微博发布了两条消息称，“近日，瓯海分局查处了一起担保公司特大发放贷款案。涉案金额高达一千八百多万元。”具体事实是，微博揭发违规操作，才使得国家行政机关破获这起特大案件。2012年，有媒体称该年网络反腐较大案例超六成被证真实。数字化媒体为公民实现监督权提供了有效平台，同时也扩大公民监督权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方法。
（四）数字化媒体时代为公民实现表达权创造了新的形式
在合法范围内，我国公民有权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实现对政治决策等的参与。然而，在过去纸质媒介盛行时期，公民只能通过阅读报纸杂志获取政治信息，除此之外，并没有现实途径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政治诉求。数字化媒体的发展，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为公民实现表达权创造了新的形式。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参与电视台的新闻评论类节目，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愿望；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通过BBS论坛以及社交网站微博、博客等留言或者发表状态，从而实现表达权。网络信息交流的便捷，缩短了信息上传下达的时间，也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进而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表达权，有效抵制消极的政治情绪，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三、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发展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数字化媒体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新媒体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数字化媒体时代民众的无序参与 数字化媒体时代为民众的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提供了平台，有效地保证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然而，由于我国互联网近几年飞速发展，在法律的相关领域又缺少具体且健全的规定，这就使得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制造谣言，破坏稳定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另外，部分民众的自我约束力较差，同时缺乏道德意识，其在社交网站中的无序参与极易给网络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缺少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言论自由便不复存在。2013年4月，山东临沂一位微博用户因为酒后利用微博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而被警方拘留。2013年9月，广东汕头龙湖公安机关抓获利用微博传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居民李某，并依法对其实行10天的行政拘留。此类案件频频发生，使得有关部门将关注力集中到了民众在网络中的无序参与。
（二）文化与价值观多元化不利于民族认同感的升华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领域也异彩纷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在世界各国上演冲突与融合的戏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际融合程度也得以加深。在各国文化广为群众所熟悉并接纳的情况之下，文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原本是有利于文化升华的，但是由于意识领域的差异化存在，所以民族认同感极易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分歧。一旦民族认同感产生分歧，那么将极其不利于我国的民族统一大业。特别是在民族分裂势力日益猖獗的今天，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频发恐爆事件。网络宣传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且波及范围较广。因此，数字化媒体时代，文化与价值观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利于民族认同感的升华。
（三）数字化媒体的过度商业化与泛娱乐化
首先，近几年的数字化媒体呈现出过度的商业化。虽然，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商业化带动数字化媒体发展也无可厚非。但是，过度的商业化的数字媒体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则是弊大于利的。过度的商业化使得媒体一切为金钱服务，一方面丢失职业道德，损毁业界良心，另一方面在积极的政治传播方面也会力不从心。过度的商业化反应在群众中得到的就是普遍的厌恶感。其次，数字化媒体呈现出泛娱乐化的状态。尼尔?波兹曼曾在他的著作《娱乐至死》中指出，（以美国社会为例）现实社会一切的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当然，他的观点是以美国社会为例的。而在我国，近几年数字化媒体的泛娱乐化趋势也有增无减。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的严肃性是一种摧残和阻碍。
（四）数字化媒体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均衡造成的差异化
虽然在当今社会，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攀升。但是不得不承认，数字化媒体资源存在着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就经济角度来讲，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对外开放程度高，因此互联网技术更新速度就快。在东部地区，政治信息的资源掌握水平也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基础之上，获得的数字化媒体资源占有量也就较低。对于政治信息的掌握水平自然也较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数字化媒体最活跃的平台，有效的政治资源占有量远远超过了经济水平落后的农村地区。数字化媒体资源占有和使用较多，自然也就能更快地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这种因为数字化媒体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均衡造成的差异化也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如何积极应对数字化媒体时代给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维护数字化媒体的传播秩序，保证信息的有效有序传播
为了维护传播秩序，就需要法律的约束。我国文化部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等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2年颁布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虽然我国关于网络规范方面的法律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但是出台的规定和条例仍然具有重要的实效性。因此，要应对数字化媒体时代给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应当加强立法，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维护数字化媒体的传播秩序，保证信息的有效和有序传播，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带来创造良好的网络平台发展环境。
（二）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下，突出强调政治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
文化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下，更要突出强调政治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应该与文化和价值观念相辅相成，而非相互背离。借助数字化媒体的平台，积极传播政治信息，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发展氛围，使得公民更愿意以理性的思考取代盲目的人云亦云，而走向思想的极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数字化媒体的推动下应该向着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演进。充分利用数字化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突出强调政治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净化数字媒体的发展环境，有效限制过度的娱乐倾向，并向积极方面引导
由于数字化媒体存在一定的自由度，因此，净化其发展环境，限制过度的娱乐倾向，并向积极方面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当今现实社会中的泛娱乐化现象非常严重，突出地体现在政治、文化、新闻等领域。退一步讲，适当的娱乐化有助于舒缓人们紧张的情绪和巨大的生活工作压力。然而，一旦失去对于度的把控，效果就会适得其反。政治民主发展本身带有一定的政治严肃性，总是依靠过度的娱乐只能将深刻的内容肤浅化。因此，限制娱乐倾向，并向积极方面引导才能更好地借助数字化媒体平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四）提高信息受众的平均素质水平，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力度，倡导全民学习的热潮
净化媒体发展环境，一方面需要改善媒体行为。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善信息受众的行为。作为信息受众的广大群众不应该借助网络散布谣言，制造社会恐惧，引发恐慌或者是传播虚假信息，威胁社会公共安全。提高信息受众的平均素质水平，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力度，倡导全民学习热潮，才会更好地净化网络空间，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只有积极应对，良性引导，才能使得数字化媒体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断创造更光明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