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视阈下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途径研究
农业部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国充分认识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重要意义。《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目标体系》中在把美丽乡村建设的乡风民俗定位为“民风朴实、文明和谐，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明理诚信、尊老爱幼，勤劳节俭、奉献社会。”成为开展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活动、提高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的重要契机。
一、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科学内涵
（一）含义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指的是通过宣传、教育和示范等手段引导在农村生活的各个群体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发育和完善，自觉践行传统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社会规范，树立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从而为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乡风文明和生态和谐提供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的活动。不同的时期，国家对农村建设的标准和要求也有所不同。目前国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是我国农村新的阶段发展目标，也意味着新时期的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必然形成一些新特征。
（二）特征
1.新发展带来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特别是中央连续自2014年以来10年的1号文件和国务院2004年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大力推进，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分配方式等为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和调整，其中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使得我国农村统分结合联产承包经济体制发展到新的阶段，农村社会阶层及其结构的变化和重组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倾向。不仅农村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地位差别和利益差别迅速拉大，而且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经济成分、各种资本主体也开始大量涌入农村这片新天地。农村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各项目标，必然基于这些变化了的新形势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2.新形势造就新主体
农村社会形势的持续发展使农村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农村社会阶层面临着自身的分化与解体，各种社会主体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成为土地的新主人。一方面，在今天，农民已不再是一个意义和内涵单一的指称，农民这个大群体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这八个阶层。另一方面，农民已经不再是农村这块土地上的唯一主人，甚至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也不是农村的主要组成主体。种地的农民、开办私营企业的工厂主、土地流转以后形成的农厂主、开发乡村游的社会资本集团管理人员、各种国家工矿企业的职工、基层组织的管理人员开始带着自己的逻辑、自身的利益共同生活在广大乡村建设的这块热土上。这些新主体的出现，既是新的形势的推动者，也是未来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动力。
3.新主体要求新道德
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思想道德状况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无论是农民内部分化出来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还是作为外来的投资者、消费者的农场主、社会资本管理人员、国家工矿企业的职工等，各个群体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特点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要在农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农村各个社会阶层的提升和引领作用，即保持“一体多支，一主多流”的格局。新的主体必然要求形成新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
二、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整个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的素质得到了快速提高。农村的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几千年以来沉淀在我们民族中的传统美德如“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等对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具有较好的约束力，并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日新月异的传播通讯技术融合，逐渐打破了封闭的乡村意识的束缚，展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开放性、独立性、法治性等现代特征，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整体上我国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发展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农村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现了荒漠化的趋势，尤其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相比，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管理松散化，导致思想道德建设的组织虚无化
在农民内部，改革开放后，农村农民思想解放的直接表现就是跳出农村进城务工，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打工潮”。“打工潮”的洪流下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被称为城市二等公民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城市各种设施的建造者，却不是享受者，他们不仅没有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待遇，连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更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所谓的组织成为一个很遥远的符号和象征。另一种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是这些农村土地的最后守护者，但因为农村的空心化，导致农村村委、村支部的老龄化、弱无化，村长和支书没有合适的人选，村组织的正常工作无法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活动的进行更成为他们的奢望。因此思想道德工作处于一种松散乃至空缺的状态，必然导致思想道德建设的无组织。在农民群体之外，随着近年国家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和发展理念的转变，外来投资的管理人员、农场主、企业主等群体成为农村的新主人之后，虽然一块生活，但是他们却分属于各自的支部和单位，没法统一进行管理，没法组织统一的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多组织变成无组织，多管理变成了松散化管理，必然导致思想道德建设活动的虚无。阵地的丧失，管理的松散，只能是组织的虚无。 （二）内容利益化，导致思想道德建设的活动功利化
改革开放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同时自私自利、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也被裹挟而来。生活在农村的各种主体也不可避免的成为这些腐朽思想的腐蚀对象。以往那些“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等传统美德在有些农民的心里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分量，人们做一件事情不再首先考虑社会影响，精神道义，而是物质利益、功利目标。社区或者村集体搞一次集体演出，发展一批党员，评一些文明家庭，是否参与不是为了家庭和谐乡风文明，而是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升官发财，是否有奖品，是否得实惠。这种出发点，就导致所谓的思想道德建设内容就演变为精神的物化内容的利益化，必然导致活动的功利化。
（三）信仰多元化，导致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边缘化
管理的松散，组织的虚无，内容的利益，活动的功利，必然导致阵地的丧失，思想道德建设效果的大打折扣。没有了相应的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农民的精神世界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但是人不是动物，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成为他们的信仰，就会有别的信仰占据他们的头脑。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不仅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历史人物崇拜等传统信仰在我国农村占据着较大的市场，而且太阳神教、法轮功、各种神祗等对社会危害很大的各种邪教在农村也开始大行其道，结果就会导致农村各阶层的信仰多元化，封建迷信屡禁不止，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反对着社会主义的道德，长此以往，必然使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边缘化。
三、美丽乡村视阈下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
（一）完善组织，加强领导
一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不仅要配备精干的村委、支部、监委的领导班子，还要在种植、养殖、运输、农产品加工等协会管理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支部，形成完善的思想道德建设网络。二是完善党员、村干部管理制度。通过完善《村民自治法规》、《村民自我管理道德规则》、《农村日常事务管理应急机制》等规章制度，使得村委、村支部能够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集体经济和文化娱乐项目等常规工作。三是树立村委大会和支部大会的权威，加强领导。通过村委大会和支部大会，凝聚共识，提高认识，强化村委干部和支部委员对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力度。
（二）多措并举，创新载体
现在的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的主体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要想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多措并举，创新活动的载体和渠道。一是整合传统资源。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的趣味性、参与性，把现代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元素镶嵌在具体的活动之中，使群众不知不觉的感受新的道德规范的魅力和基本理念。二是借鉴各种管理组织，如各种农业合作社、种养殖协会、旅游协会和相关企业的党支部、工会的触角作用，加强思想工作的分量和质量。三是建立外出务工人员管理制度，通过向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和紧急情况救助系统，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互助等核心理念的认同感和践行力。
（三）丰富内容，占领阵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掌握的信息容量和获取信息的渠道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工程中，根据美丽乡村的建设情况，必须积极的借鉴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渠道，在农村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一是广泛收集信息。在内容的选择方面尽量做到大而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满足各种层次的需要。不仅有和专业技术如种植、制造、加工等方面的内容，也要有民风民俗、文明文化、书法绘画等各种精神层面的内容。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国家在今年来越来越重视农村的文化事业，为村庄配备了远程教育终端、有线电视、农家书屋、文化大院、文化站和幼儿园、小学等文化教育机构或设施，在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这类阵地的作用，使它们成为向农村引进先进道德观念的平台和渠道。
（四）积极宣传，正面引导
目前在农村还广泛的存在着各种民间信仰，不仅干扰着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有的邪教或者迷信活动还骗钱骗色，宣传愚昧落后思想，对相关人员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乃至家破人亡。必须给予积极宣传和正面引导。一是开展各类科技文化下乡活动，在农村进一步推广科学知识和民主意识。通过对各种邪教和迷信活动的解剖和曝光，提供农村各阶层辨别是非的能力。二是加强信息来源渠道的监管。农民已经广泛的接触网络，普遍的拥有电脑、手机、电视等终端，但是对这些终端提供的信息的辨识能力却相对的落后，国家应该积极通过技术手段过滤各种不科学、不健康、不道德的信息，确保舆论环境的健康和积极向上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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