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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6-03-28

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C923;F24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4004009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口发展形势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显得极为重要。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趋于频繁,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总和生育率从持续下降转为平稳,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动力,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长期人口预测探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

  较多文献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中长期的预测,特别是老龄人口的预测。杜鹏(1994)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未来60年的人口变动进行了多方案的预测分析,其中生育水平设置了高、中、低三种方案,死亡水平设置了高、低两种方案。李本公(2007)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辅以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统计资料等,对我国2001―2100年100年间的老龄人口进行了预测。杜鹏等(2005)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龄人口进行了百年预测。然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人口区域格局以及分年龄人口数据与之前的预测结果有一定差异,这些预测不能满足未来人口变动分析的需要。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最新数据进行人口预测。

  向华丽,杨俊: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本文在概述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设计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结果从人口总量、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四个方面对未来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进行探讨,并将人口总量预测结果与联合国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预测参数设计进行预测,并进行国内外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比较等多种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信度,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对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结果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政府决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

  人口均衡问题为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1996年。李涌平(1996)从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出发,引出“通过人口均衡战略实现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策略”。其后10余年时间,人口均衡一词鲜为相关研究所提及,直到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制定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人口均衡理念”“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等才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于学军等(2010)认为,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均衡是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重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之一(陆杰华 等,2010)。而有关人口均衡的内涵,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

  一种观念认为人口均衡主要指人口内部自身的均衡。穆光宗(2011)认为人口均衡是对人口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其内涵是指人口系统自身要素变化处在一种动态协调和相对和谐的状态,其外延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特别强调了人口均衡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涵义。李建民(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平衡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该定义的实质是强调人口内部要素的平衡,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强调后人口转变阶段的平衡。

  另一种观念,也是主流的观念,则认为人口均衡不仅指人口内部均衡,同时包含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外部均衡。杨云彦(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的全面均衡,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共同确定的最优人口发展状态,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层次。人口内部均衡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均衡、人口质量均衡、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之外的系统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瞿振武 等,2010;陆杰华 等,2010;王钦池,2010)。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认为,人口均衡包括内部均衡、外部均衡和总均衡三个部分;内部均衡是指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来自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轮驱动;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自于“资源环境自然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双轮驱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分别有自身供给与需求体系,当两个体系有效匹配时,实现总均衡。上述论述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两个层次。向华丽(2013)基于对人口空间的界定,认为人口均衡是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人口空间均衡,包括人口社会空间均衡和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其中,人口社会空间均衡不仅包含了人口内部均衡,同时也包含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则是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协调,同时包含了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的协调。   暂且不论哪种观念更为准确,即便尚存争议,也不妨得出一些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共识:第一,人口均衡理论是在吸收传统人口理论、均衡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人口理论创新和发展,是理论界从“小人口观”向“大人口观”的重大跨越,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全新的人口观。第二,人口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在人口学领域的实践,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与20世纪人口增长对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我国现在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为严重,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就有可能导致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李建民,2010)。第三,人口均衡是理论界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推进两个统筹的工作思路的科学定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人口内部均衡;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外部关系,是人口的外部均衡。第四,人口均衡是以长期性、动态性、相对性和系统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多维度均衡。第五,人口自均衡是实现人口均衡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观念,人口自身均衡不仅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说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正如李涌平(1996)在首次被提及人口均衡一词时所说,其探讨的即是通过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开放二孩政策以实现一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了方便预测参数的灵活设置以及按照所需输出数据应用C++语言编写人口预测程序(向华丽,2013),本文预测方法与相继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和PADISINT一致,预测基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基础数据修正

  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将五普0~90岁人口与六普10~100岁人口进行比较,并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分析漏报、重报的多少,从而确定具体的修正值。

  崔红艳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结果表明,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王金营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的结果表明,0~9岁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低龄人口死亡漏报率超过60%,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平均在5%以上,不分年龄达到20%。李若建(2013)根据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越来越严重。陶涛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低龄组人口漏报和青年人口重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低龄组存在大量漏报,其中0岁组男孩漏报更多;16~21岁青年组人口可能存在重报,每个年龄组重报100万以上。这些学者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评估结果,一致表明存在低龄人口漏报、青年人口重报、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等问题。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结论以及本文对比结果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低龄人口存在漏报,青年人口存在重报,老龄人口存在明显的死亡漏报。由此,本文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的修正方案为:(1)0岁人口漏报率设置为10%,1~9岁人口漏报率为5%;(2)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并结合年龄别死亡率调整青年人口;(3)根据五普和六普死亡率逐年推导75~100岁死亡人口。基础数据修正前后主要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2.预测参数的设置

  本文的预测方法决定了重要预测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这里将国际迁移忽略不计,即不考虑迁移对人口的影响。王金营(2013)基于修正的分性别、分年龄别的死亡概率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71.58岁,女性为78.26岁。舒星宇等(2014)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杨凡等(2013)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其结论是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王金营等(2013)对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1.52以上。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且从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演变为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石人炳,2013;王军 等,2014)。联合国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根据各参数的历史变化规律,基于概率模型拟合来进行预测参数未来值的设定(United Nations,2014)。

  我国的人口预测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人口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分别设计了三种方案,具体设定见表2。其中,低方案代表与现实情况较为接近的状态,中方案代表从现实情况逐步过渡到理想情况理想状态是指总和生育率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 的状态,高方案代表直接从现实情况转变为理想情况的状态。

  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态势

  1.人口规模

  图1为中国人口总量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并将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规模未来发展态势的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参见: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R/D]. DVD Edition. 其中有高、中和低总和生育率三种方案。 同时列出进行对比。从图中可见,不同的方案选择方案选择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策制定者可根据期望的人口发展状态相应地调整人口政策,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 下中国中期和长期本文将2050年设为中期,2100年设为长期。 人口规模具有巨大的差异。   在本文设定的三种方案下,中国人口的峰值均出现在2025年前后,且不超过15亿。随后,人口规模开始递减,至2050年,高、中、低三种方案下的人口规模分别是14.36亿、13.73亿和13.22亿,差距在1亿人左右如果考虑到近40年的时间尺度,加上与现有人口规模的比较,这种差距应该说是不明显的。 。因此,笔者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人口规模会由于人口生产所固有的惯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从长期来看,不同的方案设定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高方案下,人口规模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至2100年为14.21亿人;在中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但幅度不会太大,至2100年为12.22亿人;在低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的幅度较大,至2100年为9.09亿人,约为现在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

  总和生育率对人口发展规模的影响巨大。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但官方文件与大量研究认为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数研究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超过1.5。本文预测的低方案即采信此种认识,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6。但值得注意的是,将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并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转型目标与其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一致,上述国家和地区持续多年低迷的总和生育率状况(图2)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中国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将产生的不利影响,即使在未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尽早做出规划,从而预防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问题。

  从人口均衡角度分析,究竟多大的人口规模为均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从外部均衡来讲,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则可以认为是均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权威的或官方的数据对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做出判断,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的难题。如果从人口自均衡来分析,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能作为衡量人口自均衡的一个指标,因为一方面现实的人口规模是历史人口生产及其惯性作用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人口结构,因而也不能决定人口发展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

  总而言之,在人口规模方面,中国人口压力的峰值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彼时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将最为突出;其后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下降(或维持稳定),人口的外部均衡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少儿人口

  图3为少儿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对未来少儿人口的数量起决定作用的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数量和总和生育率的大小。在中、高方案之下,由于总和生育率逐步趋向世代更替水平或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少儿人口的数量在年龄别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下总体围绕一定的基线水平呈波浪状发展,没有明显的中期和长期的差别,其中,中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14亿,高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48亿。但在低方案下,尽管同样有呈波浪状发展的迹象,但由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总体表现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2.28亿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04亿人。

  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与少儿人口总规模的演变趋于一致。中、高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分别基于16.23%和17.51%上下浮动;而在低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从开始的17.23%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1.41%,下降近6个百分点。

  3.劳动力人口

  图4为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三种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差异明显,尤其是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从中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无论在何种方案下,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大幅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低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会持续降低,至2100年劳动力人口仅4.95亿人,约为目前的一半;而在中、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数量会趋于稳定,中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6.8亿人左右,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8.2亿人左右。

  从人口负担系数来看,高方案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多持续10年,中、低方案下则至多持续20年左右。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人口红利期是否还存在或能持续多久,预测的结果显示出紧随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是人口负担系数的大幅度攀升。从中期发展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人口负担系数均呈线性递增趋势,至2060年前后达到近80%的峰值。从长期发展来看,中、低方案在经历短暂的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后将会进一步持续上升,达到近90%的高人口负担系数,这也就意味着届时1个劳动力几乎要负担1个非劳动力人口;高方案下的人口负担系数会在2060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仍然会稳定在70%以上的高位水平。

  4.老龄人口

  图5为中国老龄人口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在三种预测方案下,老年人口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发展态势比较一致。老龄人口的峰值滞后总人口峰值约30余年,出现在2060年左右,最高达3.81亿人口。在中期(2050年以前),老龄人口数量几乎呈线性递增趋势;从长期来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趋于稳定,但总数量维持在高位。

  正如前文分析,如果单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同样不能反映人口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但老龄人口比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目前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7%即为进入老龄社会,比重达14%为深度老龄社会,比重达20%为超老龄社会。分析表明,无论是在何种方案下,中国将快速迈入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状态。从2000年的老龄化起步到2020年左右迈入深度老龄化,仅20余年时间;而从2020年的深度老龄化到2035年左右的超老龄化,更是缩短为15年左右。比较而言,法国老龄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则用了85年。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文采用的中、高两个方案是相对理想的人口发展态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老龄人口比重从长期来看也会维持在25%的高位水平。如果我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则老龄人口比重将持续攀升,最后达到34%以上的高位。目前深受老龄化影响的日本,其2013年老龄人口比重也才达到25.1%的峰值。因此,可以预见,长期的超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从中期发展(2050年以前)来看,三种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人口总规模在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劳动力人口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剧增。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人口生产本身所具有的惯性是导致不同预测方案不能在中期产生明显差异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短期的人口政策调整或社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及习俗等)无法对人口的中期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从长期发展(2050―2100年)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的人口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且主要表现为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中、高方案能使中国的总人口规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劳动力人口经过中期的大幅下降后亦可保持稳定,同时对人口超老龄化的过度发展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在低方案下,总人口规模及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的超老龄化状况及其影响会远远高于目前深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

  如果类比与中国在人种、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相似成分的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近30年的低生育率水平则不能不令人对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产生担忧。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口政策刺激或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或技术因素的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很有可能会按照低方案的预测结果发展,乃至更为糟糕。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大的人口政策上,通过科学的人口发展规划尽早实现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过渡。本文的高方案是在模拟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认为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后的结果,其虽然仍然难以遏制在中期劳动力人口的锐减及老龄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攀升,但在长期确实可以缓解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状况。(2)预备有效的经济、社会措施预防可能的持续低生育水平的发生。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的经验。(3)在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期结束的局面下,应通过投资教育、健康等发展人口素质红利,在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基数支撑下,通过延长人口素质红利期来应对老龄化冲击是完全有可能的。(4)尽早关注并发展老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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