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希腊与春秋战国不同政治制度的形成原因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进入城邦时期；而在欧亚大陆的东方，中国正处于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两种文明但却创造出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古希腊城邦自古风时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出现民主制度，并在其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达到全盛；而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本文将对二者不同政治制度的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究。
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衰亡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可否认，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文明。
“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古希腊半岛的地理特征是“多山”，大大小小的山脉将整个半岛分割成三百多个城邦；再加上岛屿众多，造成了各地交通的不便，不利于彼此交流，更加剧了城邦林立，各自为政。古希腊的另一地理特征是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其本土实际上是诸海环绕的半岛。希腊多数城邦都有直通大海的便利，航海业极为发达，而开放的环境激发了希腊人勇于开拓的民族性格。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则更适合也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幅员辽阔，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邻，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都易于统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属于大河文明。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条河在历史上却经常爆发水患，“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要想保证国家稳定，就必须先保证农业发展，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来保证农业的正常生产。
二、经济发展方面
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政治制度的特征。从资源看，由于耕地不足、土壤贫瘠，希腊人在古风时期就已开始通过海外殖民来解决农业问题，这无疑加强了古希腊的对外联系。另外“多山”的条件使适合在山区生长的经济作物得到广泛种植，再加上丰富的大理石和陶土资源，都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而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产生，无须与外部进行交换也可保证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希腊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优势为古希腊人的航海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贸易使希腊各邦经济发展快速。古希腊人不断扩大对外交往，通过广泛的密切的贸易联系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广阔的活动天地在政治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是很积极的，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随之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与之相比，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确立的“重农抑商”政策无疑抑制了商品资本的自由流通，统治者还不断利用政治权力对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这种官营工商业大大抑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
最后，古风时期逐渐确立起来的土地私有制在晚期得到法律保护，其成熟使得传统家庭的经济自给能力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这种经济自治性使专制权力缺乏成长的稳固基础。而春秋战国时期虽也已出现土地私有制，但土地最高所有权实际上依然属于国家，而且农民的土地经常为贵族、官僚和地主所兼并，他们不得不向强有力的国家集中权力寻求保护，这间接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由此看来，经济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二者政治制度的不同。
三、文化方面
文化对于政治制度具有反作用。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滥觞。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哲学上争论的问题从自然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智者学派重视人的作用及其决定意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使希腊哲学发生了转变，将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自然世界转向人本身。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促使人们意识觉醒，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如追求安定环境的观念及“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官本位思想，这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虽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并未形成民主思潮。另外，战国后期，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万圣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创造出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理论，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文化差异影响了政治制度的差异。
古希腊民主制度与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度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情况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政治制度也对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使古希腊各城邦与春秋战国的各诸侯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不可否认，两种文明都创造出各自的辉煌。以政治制度为切入点，对相同时期希腊与中国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于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认知度，从而让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更具包容性的胸怀去探寻当今这个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