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的无产阶级理论，如何使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在毛泽东之前，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最早的明确提出者是毛泽东。艾思奇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从哲学的视域和抗战的实际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在打破外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代化。”艾思奇的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需要，也是当时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补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中国社会实践主题和任务的需要这个前提，就不能回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和怎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并且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使自己丰富发展
（一）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穷落后”便是其特产，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近代中国一批又一批先进分子挺身而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农民革命派的太平天国理想，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工商救国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这些方案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族却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什么？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 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从屡遭失败的痛苦中逐渐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找到一种既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又能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思想武器。
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理论与共和国方案是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出路斗争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成为革命党人团结战斗的纲领和旗帜。由于中国革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之中，必须同时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作战，这是史无前例的艰难任务。当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后，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就成为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又一条新出路。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之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己经破绽百出，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工人运动不断发展。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麦喀士（马克思），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客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居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在上海和日本还翻译出版了日人福井准造的 《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党》等书，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习服膺之经典”。这些刊物和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观点的介绍，虽然触及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但都是零碎的、片断的，马克思主义尚未得到正确阐释，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对中国人民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 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惊醒了正在继续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分子，而且促使中国先进分子把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目光转向欧洲的东方。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代表了那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认识：“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喀士为宗主的。” 俄国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可见，中国先进分子是在把探索国家出路同俄国十月革命联系起来的过程中迎受马克思主义的。在五四运动的促进下，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传播开来，并日渐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革命青年和进步团体中的思想主流。他们把这种学习与宣传同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很快涌现出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和“激烈方法的共 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反对“补直碑漏的政策”，力倡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还有许多赞同社会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如上海的陈望道、沈雁冰，北京的高君宇、邓中夏、张太雷，天津的马骏、于方舟，武汉的陈潭秋、施洋，长沙的何叔衡、夏明翰，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袁玉冰，四川的萧楚女，等等，纷纷在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推动，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并深深扎下根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进入实践阶段，由初期的原理介绍演变为具体的组织筹建，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李大钊、张国煮等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筹建共产党;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建立中共早期党组织。与此同时，各地早期党组织还出版工人刊物，创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的成立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表明它已经摆脱了自在阶级的束缚而步入自为阶级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奠定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但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明显不同：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也开始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到了更为详细的介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比以往更加具体、清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己经开始有了一定的宏观的整体把握，他们远胜于其它党派及其思想理论（如胡适），而且在史学研究方面开始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并使之“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