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趋势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26-010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连创佳绩，粮食连续11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1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连续4年有所缩小。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加，农业发展正在呈现一系列重大趋势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本文基于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和趋势的分析，探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www.jsagri.gov.cn，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www.agri.gov.cn，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14）因2014年国家统计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数据缺。
（15）缺2014年各省区年末人口数。
（16）参见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