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生哲学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36-02
人生哲学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毛泽东（1893―1976）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同20世纪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逐步形成了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体系，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中国化探索了一条新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信念。
一
人生哲学是关于人生观的哲学，其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的问题。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其有不同的见解：儒家人生哲学追求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道家人生哲学追求超脱世俗、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价值，而佛教人生哲学则追求的是一种普度众生、得道成仙的人生价值。然而，毛泽东的人生价值则是在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础上，通过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1094的价值观，体现了他对人的本质的探索，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体系，这是以往其他哲学理论所没有的，是毛泽东的创新。
应该指出，毛泽东形成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是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又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十分注重个人个性的张扬和个人意志的彰显，承认个人价值，并把个人价值抬到很高的地位。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2]151认为团体、社会、国家、宇宙都是由个人构成的，没有个人，这些都无从谈起。由于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所以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认为压抑人的个性是最大的罪过，不仅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进行批判，而且把“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看作是“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152。另外，毛泽东还提出“贵我通今”思想。“贵我”就是要依靠自己，不要依赖他人，不要怨天尤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通今”就是通晓当今社会事物，不要停留在理想信仰的层面，而是要付诸行动，将理想信仰变为现实，“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2]204。这体现了毛泽东将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使得他具有源源不断的人生动力，坚定而踏实地走向中国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让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方向，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他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中开始认识到人民的伟大作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就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号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社会上的各阶级的人民联合起来，仿效俄国取得革命胜利；1927年3月毛泽东在深入调查农民运动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中他赞颂了农民运动推翻地主政权，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这时毛泽东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开始由个人价值向追求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价值转变。在1934年1月的《关系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136，在任何时候，党都应该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改善群众的生活；1937年9月，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4]361，其中就包含了“为人民服务”之意；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烈士追悼会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个队伍的性质“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1]1004，真正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分析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内涵；同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新闻、出版工作者时又在“为人民服务”前面加了“全心全意”四个字，认为“为人民服务”不能三心二意，必须“全心全意”，其实质是个人利益须服从集体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1027，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载入党章。至此，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趋于成熟。
由上可知，毛泽东的价值观明显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他从原来一味地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进而发展到为实现集体和社会价值而努力，使他真正实现了由激进的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在理论上建立了基本的核心框架，并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开展各项事情，突出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二
人生价值作为人生观的首要问题，解决了“人为什么活着”和“为谁活”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和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内容，对人生态度、做人标准、人生境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毛泽东人生哲学的理论体系，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得到升华和发展。
在人生理想上，毛泽东有着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从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当他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就有着为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坚定信念，有着“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3]259，并为之奋斗终生。 在人生态度上，毛泽东有着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抗争精神。他从少年时期反抗老师的照本宣科和不愿死记硬背和父亲的自私、刻薄和专横，到之后随着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推进，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带领着一批共产党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那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生动反映了毛泽东敢于斗争的人生态度。
在为人处世上，毛泽东主张要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高度推崇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5]99的人格风范和做人处世原则；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4]659的高尚道德品质，学习他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境界；积极倡导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4]261的做人标准。这些都展现了毛泽东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努力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人生境界上，毛泽东主张要树立“愚公移山”的精神。他认为：在革命和人生道路上，有着数不清的艰难险阻，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必须像愚公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1101，要具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勇气，挖山不止的顽强毅力，以及死而后已、前赴后继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生死观上，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批评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死问题的思想，认为“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6]110，要辩证看待生死，要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倡导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自我保健的养生之道。
在幸福观上，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幸福的主体，坚持个人幸福与人民幸福、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指出“能使大多数的人谋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同时指出“斗争就是幸福”，认为劳动、斗争是幸福的基础和源泉，把为“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在情趣观上，毛泽东认为健康、向上、乐观应是无产阶级的情趣观。毛泽东从人民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博览群书、醉心诗词、爱好书法、热衷体育、喜爱自然、畅游江河、欣赏戏曲、广交朋友等等，都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雅的情趣。
总之，毛泽东的人生观蕴含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它以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解决和回答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等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富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三
毛泽东的人生观是他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也受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的人生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人生观，其主流是革命的、科学的、进步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历史局限，他本身也包含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非科学因素，特别是毛泽东的人生理想观，受到了封建主义残余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受到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影响，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高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同时，他所执着追求的“公平、平等、纯洁”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也带有一些理想化和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最终导致毛泽东晚年出现错误。
因此，对待毛泽东的人生观，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深究细研，着力发掘和弘扬其中具有正价值、积极正确的因素，也要客观分析毛泽东人生观念和心性品格的消极一面；既不溢美过誉或为尊者讳，也要防止因其瑕疵之处而否定其巨大价值。同时，我们也应当用发展的、变化的、联系的观点审视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