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中图分类号：A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2-0085-06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1] 。由此可见，加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适应的语言艺术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之义和首要工作。就此而言，毛泽东对大众化语言的艺术性应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
除一些抒发情感的诗词外，毛泽东的文章大多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写的。他高屋建瓴的深邃思想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数量不菲和质量上乘的理论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著作不像一般的理论宣传文章那样，让人读起来觉得干瘪枯燥，味同嚼蜡，而是情趣盎然，引人入胜。这与他对大众化语言的艺术性运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活用多种表现手法，增强通俗性趣味性
毛泽东善于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写作手法，以增强文章的通俗性和趣味性。“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 。贴切的比喻，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3] 。把教条主义拟人化，妙趣横生。“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4]妙用设问，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策略。“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5]谐音的运用，巧妙地说明了在新中国成立较长一段时间里，与美国关系的不友好状况。“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6]夸张修辞手法的妙用，贴切地表明万水千山阻隔不断中非友谊。
毛泽东通常是几种修辞手法和写作手法并用，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7]把比喻和排比的修辞手法珠联璧合地运用在一起，巧妙地阐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800妙用对偶和拟物的手法，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4]718这里不仅运用了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而且还运用了对比法、枚举法等说明方法，在充分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腐化堕落的同时，彰显了解放区的进步性。
毛泽东最突出的写作风格，是善于把多种修辞手法和写作手法浑然天成地融入到他幽默风趣的文风里。“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6]P414“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6]P197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毛泽东擅长以科学喻政治，寓庄于谐，幽默风趣。“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2]1402其实，先前之所以不加“卖国”二字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并非是为了省略，而是因为要和它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现在之所以称它为反动卖国政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再次悍然发动国内战争；二是它听从美国将领麦克阿瑟的命令，把包括冈村宁次在内、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260名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完全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情感。“蒋介石说要还政于民，那时候我们说：慢一点还。他就是不听，一定要还。结果，真是达到他的‘目的’，还政于人民了，他自己跑到台湾去了。”[5]258 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是他败亡台湾的真正原因；所谓还政于民，是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以幽默的方式对他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8]以“欢送”、“送礼”、“欢迎”等词语，来描述红军长征途中所遭遇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既表现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又幽默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极端无能。
二、巧妙运用俗语俚语，深入浅出说理透彻 通常，人们总以为俗语俚语等带有浓郁泥土气息的民间语言，登不得大雅之堂。读了毛泽东的著作之后，我们就会全然明白，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偏见。毛泽东的著作不但不避俗语俚语，而且他总是善于运用民间语言以增强理论与人民大众的亲和力，达到深入浅出的说理目的。“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3]834这两则俗语的运用，意在说明写文章和发表演说一定要考虑到读者和听众的接受能力，虽寥寥数语，却有着极强的说服力。“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8]182鼓励人们学习的古训很多，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等，对传统文化烂熟于心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这些，然而他偏偏选用了“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的俗语，除了用以增强文章的通俗性和亲和力之外，用五十四还是青年的幽默说法更加突出了学犹未晚的励志之言。“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9]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民间流传很广的一则歇后语，用在此处意指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壮大我们的革命队伍，既简单明了又幽默风趣。
不要以为俗语和俚语只能是增强趣味的调料，当不得正餐。毛泽东就善于运用它们替代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仅把枯燥的历史事件描绘的活色生香，而且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4]737“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老少皆知的一句俗语，用以说明张伯伦绥靖政策的破产和欧美在二战期间反受其害的惨状，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10] 寥寥数语既解释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又以幽默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英美等国在二战初期姑息养奸的扭曲心态和别有用心的丑恶嘴脸。
毛泽东还善于把俗语与雅言并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良好效果。“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3]905“蒙汗药”、“定身法”这两个词，是在中国普通百姓最喜欢的古典通俗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中，耳熟能详的俗语；“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出自《战国策?燕策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庄子?山木》，这些俗语与雅言的共同使用，很好地强调了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不应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理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重要性。人们历来以为，诗词是文人雅士的专利，所以，在古人的诗词中难觅俗言俚语的踪迹，然而，毛泽东的诗词却颠覆了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9] 340《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65年秋所填写的，它既具有政治寓言性质又兼具幽默讽刺意味。其中的“鲲鹏”、“ 扶摇羊角”、“ 蓬间雀”（即“斥?`”）都出自《庄子?逍遥游》，“条约”、“土豆”、“牛肉”等都是大俗之言，此前从未在诗词中出现过，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不须放屁”，纵观古今，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
毛泽东写文章或发表演说，充分考虑到读者或听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和理解接受能力，以决定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在给一些文化修养较高人士的信件中，他多用文言典故，文雅之至。在1936年8月给宋子文的信中，他写道：“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11]稍前，在给国民党进步抗日将领高桂滋的信中，他也写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11]414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出自《诗经?小雅?伐木》，用在这两封信中，表达出大敌当前国共应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同仇敌忾的真诚之意，既引用得当又雅致非常。
三、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返本开新通俗易懂
古今中外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正确地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毛泽东曾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6]82的确，他的著作向我们表明，他很好地做到了这些。
毛泽东一生视野宽阔，对于外国的思想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并善于使之中国化和大众化。“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8]287这里，毛泽东紧紧抓住门罗主义的核心思想，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予了实质性的揭示。“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2]1377其实，当时的美国政府并非如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它就对蒋介石发动新一轮内战给予了全方位的大力支持。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溃败之际，它又抛出了“和平”的烟幕弹，企图使蒋得到喘息的机会，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深知这一切，并看穿了美国的这一阴谋，所以，他一面对美国的一些伪君子们进行了无情地挖苦与嘲讽；另一面又以古希腊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诫解放区军民一定要除恶务尽，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胜利面前敢于胜利并勇于胜利，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坚决而彻底地消灭干净。这是毛泽东稍后所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0]186的通俗版，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少有人能象毛泽东那样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普遍偏低的文化水平，他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极力回避使用文言典故，即使确有必要，也必定加以通俗而详尽的解释，并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使他的文章或演说在整体上既有历史厚重感又简单明了。“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9]326 把老子的哲学思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城濮之战的典故和《礼记?曲礼上》的记述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用于说明我们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是古为今用的典型范例，由此引申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新意，既通俗易懂又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3]1004毛泽东所引用的司马迁的名言，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然而，经过他的创新性阐述，任何一个人都会明白替反动派而死的渺小价值，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伟大崇高。此前，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的领袖赞誉一个普通士兵之死达到如此的高度，这既是毛泽东自觉运用群众史观的结果，也是他对为人民服务行为的无上推崇，所以感人至深，流传久远。
借助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或通俗文学作品表达新意，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创举。在通俗性地讲解了愚公移山这个出自《列子?汤问》中的神话寓言故事之后，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3]1102从愚公移山典故中的两座大山极其自然地引申出我们当前面临的两座大山，劝勉人民群众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万众一心，不畏艰难，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彻底铲除，毛泽东的宣传鼓动能力之所以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于此可见一斑。“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9]342用诸葛亮、吴用等古典小说中老百姓最熟悉不过的人物形象，论证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8]416用《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套的金箍，喻纪律对于党员严格的约束性，贴切而生动。“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8]124用《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鼓励青年文艺工作者要为劳苦大众服务、作品内容要适合时代和大众的要求、要从社会生活实践中获取文艺创作的资源，从经典作品中引发青年文艺工作者对自身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思考，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代替简单粗暴的批评说教，实在是巧妙极了！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的过程中，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对于语言的艺术性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我们不但要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写作手法，巧妙运用俗语俚语，学习和借鉴群众的、外国的、古人的一切语言的积极因素，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艺术性的语言风格，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唯有如此，才能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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