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赶超时期我国技术赶超的发展机会与政策取向
中图分类号：F0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5-0025-06
伴随赶超过程中后发国家对技术前沿知识的日益靠近，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将由迅速赶超阶段进入一个明显放缓的发展阶段[1]，即后赶超时期。这一规律无论是在美国、德国对英国的技术赶超过程中，还是在日本对美国的技术赶超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目前，我国在整体上仍然处于快速的技术赶超阶段，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迹象也开始表明，这种快速赶超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1]。正如历史所不断显示的那样，此时只有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才能达到技术前沿，国家层面的政策干预也更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想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构建一个高效的、可持续的技术创新系统，并促进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然而，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大国，我国构建这样一个技术创新系统也面临着国内外的多重挑战。因此，如何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并实施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提升国家技术能力并实现技术赶超，正成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一、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演化路径与政策选择
由于技术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与自我强化机制[2]，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借鉴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轨道的演化逻辑[2]，本文依据赶超速度将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分为三个阶段：选择技术赶超阶段、快速赶超阶段、缓慢赶超阶段，如图1所示。与此同时，由于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构造了技术赶超得以实现的背景环境，并为经济系统内部各个创新主体的互动提供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各个发展阶段的技术赶超政策显然具有异质性特征。
通过选择技术赶超的阶段，后发国家的宏观制度开始趋于稳定，依托企业创新与技术赶超来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各个层面的经济行为主体开始为国家技术赶超进行准备，包括构建赶超政策与基础设施，进行人才培育以及探索技术引进等。在这一阶段，国家层面的政策重点主要是明确技术赶超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改革之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等。
选择技术赶超之后，一方面由于国家技术能力落后且不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造成任何挑战，加之发达国家也迫切需要通过地方空间拓展延长其成熟产业的生命周期，后发国家可以轻易地从发达国家引进各种成熟技术；另一方面是伴随国内宏观制度与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的日益成熟，后发国家能够通过引进技术、模仿创新、二次创新等方式加快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加之企业创新与技术赶超本身所具有的高盈利能力，这样在追求更高利润的动机引导下，后发国家内部的经济行为主体就会自我强化技术赶超行为，此时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明显缩短。在这一阶段，国家层面的政策重点主要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强化技术赶超的利润诱导。这一方面需要加快构建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制度，加快完善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二次创新的技术发展政策，并为全面赶超奠定基础。
伴随后发国家对技术前沿知识的日益靠近，一方面由于企业技术学习的边际效应日趋递减，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也越来越不愿意向技术追赶者转移前沿技术与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只能依赖自主创新，并呈现出明显放缓的发展趋势，即进入了后赶超时期。但在这一时期，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也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时期，国家层面的创新战略与干预政策将决定技术赶超的成败。这一点在美国对英国的技术赶超、日本对美国的技术赶超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验证。此时，传统的创新政策将难以满足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需求，不但如此，传统的（尤其是以往成功的）规则与模式反而有可能阻碍企业技术创新与国家技术赶超，因此需要全面调整、转型与创新赶超政策，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层面的创新战略与政策选择将更为复杂。
二、我国技术赶超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面临的多重挑战
（一）我国技术赶超的阶段性特征
从整体上看，尽管我国仍然处于快速的技术赶超阶段，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种种经济迹象也开始表明，这种快速赶超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开始步入后赶超时期，只有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才能达到技术前沿并完成技术赶超。具体而言，首先是伴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出现质的飞跃，尤其是在部分领域从技术模仿者、追赶者变成了先进技术的同行者，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开始明显缩小；然而，由于技术差距的缩小使得领导者的榜样与示范作用将全面减弱，企业层面的技术学习将被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加之，经济行为主体技术学习的边际效应本就存在明显的递减趋势，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正在步入一个缓慢的发展阶段。其次是尽管我国仍然是一个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净进口国，关键核心技术仍然高度依赖发达国家，但伴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明显缩减，发达国家对我国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转让限制将更为严格，企业层面的技术引进将更为困难。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清单就涉及航空发电机、航空电子、激光器、光学纤维、先进复合材料等20大类的行业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部署的11个重点领域68个优先发展方向中有10个重点领域40多个优先发展方向就是针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规制。正是由于现阶段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只能依赖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型的技术赶超速度要明显低于技术引进与二次创新的赶超速度，我国技术赶超的速度将全面放缓。事实上，如果将经济发展速度视为技术创新的驱动结果，那么“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全面下滑显然就是国家层面技术创新速度明显放缓的最好证明。从这个逻辑出发，我国技术赶超显然已进入到后赶超时期。 （二）后赶超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多重挑战
1. 从国际分工演化来看，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正面临着技术锁定与路径依赖的挑战。受制于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严重稀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低端切入了全球价值链网络（Global Value Chains），并逐步融入了由发达国家所主宰的、国际品牌厂商与跨国公司作为发包者、发展中国家企业作为外包接受者的国际分工体系。尽管这种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贸易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造就了今日东部沿海地区的世界制造中心；但对外贸易量的超高速增长并未逻辑带动我国创新系统的技术赶超。相反，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厂商与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不但“俘获”我国加工制造业的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而且锁定了我国加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只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国际品牌厂商与跨国公司，技术赶超只能是永远接近技术前沿，但也总是无法抵达技术前沿。
2. 从全球技术体系演化来看，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还需要面对经济系统与技术体系变更过程中的“结构性危机”。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由于学习的累积性使得在位领导者对追随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成熟的技术轨道并不存在后来者的赶超机会，因此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就需要跳出现有技术轨道并创造一个新的技术轨道。从理论上看，率先进入新的技术轨道或者是创造另一个技术轨道尽管存在赶超的可能，但这取决于经济系统与技术体系所提供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3]。由于率先进入新的技术轨道或者是创造另一个技术轨道能够影响几乎所有的产业投资，并引发经济系统的大幅度调整；在发达国家控制着现有经济结构与技术体系的背景下，我国跳出现有技术轨道或创造新的技术轨道只有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现有技术轨道变更时才有可能；否则赶超只会对国家的经济结构与技术体系产生颠覆性冲击，从而导致“结构性危机”[4]。
3. 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正面临着国内就业创造与前沿技术研发的“两难抉择”，即在推进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同时必须为我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劳动力总量已达到了9.2亿，且大多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为初中或以下；与美国相比，我国劳动力总量约为美国的5倍，但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却比美国低5年多[5]。由于实现这批规模庞大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与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意味着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我国创新系统一方面必须保持足够且快速的创新，在技术前沿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赶超的同时，为一支规模庞大且受教育水平大幅度低于美国的劳动力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三、后赶超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发展机会
在后赶超时期，面对国内外的多重挑战，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就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一方面需要立足于全球经济变迁与技术体系演化寻找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另一方面需要立足于转轨与发展的大国背景探讨我国技术赶超的比较优势。
（一）后赶超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
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机会能够决定技术可能变化的范围与全球经济结构可能调整的幅度，这就会影响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从理论的角度看，只有在原有技术体系开始进入报酬递减阶段进而引发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经济系统开始缓慢发展或者停滞，经济行为主体才有可能接受技术体系的轨道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这也就是说，为了缓解市场的崩溃以及寻求经济的再次快速增长，经济长波中的萧条不但能够孕育技术轨道变革的全兴机会，而且能够引导全球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因此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一般存在于经济长波的萧条期[6]。在这个重要的战略时期内，后发国家不但能够超越现有分工体系的技术依赖与路径锁定，而且可以避免新兴技术给经济系统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才有可能。
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长波中技术体系的轨道变更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已经完成。从全球经济的现状来看，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世界各大经济体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低迷状态，经济系统何时能够走出本轮萧条仍是未知。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萧条能够迫使各个层面的经济行为主体寻求技术变革。金融危机发生后，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将加大技术创新与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振兴国内经济并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突破口，正在加速新兴技术与产业的战略布局。其中，美国提出了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革命”与“再工业化战略”，欧洲提出了“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提出了低碳与新能源革命。可见，信息技术的突破并不意味着现有技术轨道变更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完成，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持续则意味着全球正面临新一轮技术轨道变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全新机会，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全球经济系统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夕。不管是否承认，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一场可能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时期[7]，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因此，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就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机会窗口”。
（二）后赶超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比较优势
尽管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需要面对后发国家的比较劣势，但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大国，国内经济系统的动态演化也为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提供了新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中（国家）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力、资本或技术等生产要素方面；但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并非只是劳动力、资金与技术，一个国家市场规模的大与小也是一种重要的比较优势[8]。从创新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市场和消费者在接受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要远远高于纯粹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演化需要完成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消费群体、一定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特定商业环境等的多样性组合，主权国家的本土市场能以不同的方式刻画技术创新并影响新兴技术的“达尔文”选择。加之技术创新本就存在“需求拉动假说”。从这个逻辑出发，具有规模效应的本土市场不但能够影响国内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并内生诱导国内市场分工与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而且可以影响技术创新的全球市场环境与国际经济规则[8]。美国经济学家保莱?塞罗就指出：谁拥有了21世纪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谁就有资格参与和领导制定国际市场体系运行的各种游戏规则[9]。 从我国经济系统的现实状况来看，伴随改革以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与扩张，我国正在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型经济体之一。根据国家商务部的预测，2020年我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因此，伴随我国本土市场的整体规模逐步位居世界前列，并扮演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本土市场规模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10]。目前，这种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不但具有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能力[11]，而且可为我国化解国内就业创造与前沿技术研发的“两难抉择”提供新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就必须充分发挥本土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并以此强化对“机会窗口”的把握及其利用。
四、后赶超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政策取向：基于发展机会的选择
鉴于成功的创新政策需要应对市场、公共机构、商业环境与发展阶段的改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在后赶超时期我国技术赶超的政策选择不应直接关注于那些本质上难以预测的具体创新事件，而应定位于合适的创新过程。这也就是说国家层面的政策取向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战略性方面：一方面是发展经济行为主体充分利用信息和诀窍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增加创新系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另一方面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激励创新系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从这个逻辑出发，并立足于技术赶超的多重挑战与发展机会，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政策取向就应该聚集于创新系统的能力建设，致力于经济系统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与组织环境等创新框架条件的改善，并在社会变革方面引入广泛的创造性调整与实验等。
（一）聚焦于创新系统的能力建设
1. 致力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系统。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创新活动固然重要；但纵观国家技术赶超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单纯依靠公共科研机构或国有企业取得了成功，更多的赶超还是依赖那些渴望冲击技术前沿的私营企业的集体行动[12]。目前，我国的创新系统仍然处于由公共研发机构为主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过度的转型中，私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还十分薄弱，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助产婆”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从这个逻辑出发，在后赶超时期，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就必须推动我国私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即需要致力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通过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吸收能力与学习能力等，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
2. 增强公共科研院所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完善国家创新系统。与私营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公共科研院所（包括高等院校）需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战略性技术发展中扮演领导角色，并承担高风险与非独占性的知识生产任务。同时，考虑在后赶超时期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战略需要，公共科研院所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即通过与私营企业的战略合作增强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在培养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等[13]。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聚集于创新系统的能力建设也需要通过重塑教育体系，构建适合现代公共科研院所创新的管理与资助体系等方式，扩大通用知识生产与非独占性创新的生产，增强公共科研院所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
3. 强化公共R&D资源在创新过程中的乘数效应，优化公共R&D资源的配置机制。在创新系统中，R&D资源是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其配置效率能够影响国家创新绩效与技术赶超，因此提高公共R&D资源的效率就尤为重要。由于公共R&D资源能够改变私人部门的R&D，并在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聚集于创新系统的能力建设就必须通过扩大公共R&D预算、明确公共R&D资源的优先性资助领域、优化公共R&D资源对私人部门R&D的经费支持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公共R&D资源的配置机制。
（二）致力于完善经济系统创新的框架条件
1. 完善市场激励规则。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创新并不是经济行为主体的目标，而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说，只有预期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最大化价值，企业才会做出创新决策。为充分发挥我国本土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并确保企业强烈的利润动机能够有效转化为强烈的创新动机，正确的市场激励机制就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需要通过放松管制、鼓励竞争与发挥私人部门更大作用等措施，激励我国企业将技术创新作为商业战略的核心，构建适应我国自主创新与技术赶超的市场规则[8]。
2. 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尽管知识产权只是保护私人独占，但却能够促进更大的公共利益，即能够吸引更多的知识密集型私人投资并激励经济系统内部更多的自主创新。因此，我国自主创新型的技术赶超就必须把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通过加大知识产权执法与保护力度，完善技术资本参与要素分配等措施，增强经济系统的创新动力。
3. 完善风险投资的生态系统建设。无论是采用、改进还是创造新技术，创新活动都需要融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外部融资并不能解决创新企业的所有融资需求，但由于外部资本愿意且能够接受技术采用、改进与创造过程中的高风险，这种风险投资不但在激励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促进商业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通过与机构投资者的密切合作、扩大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建立与创新产品的市场开拓等途径，强化风险投资促进商业创新的重要作用[12]。
4. 完善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并加速创新型产品或服务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考虑到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权威地位以及引导形成公共需求的巨大潜力，现有的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作为鼓励技术创新的一个工具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因此，构建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框架条件就需要完善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充分发挥公共需求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5. 强化技术或产业的标准建设。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或非政府的标准制定也能够激励企业的创新需求。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严格的标准能够催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制造与服务型企业[12]。由于标准的确立需要最好的技术、强大的知识财富与广阔的市场需求，我国在标准制定方面具有本土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因此，构建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框架条件就需要通过技术标准、产业标准或产品标准的国家供给或非政府供给，强化技术创新与赶超在计量、标准、测试与质量（MSTQ）方面的外部激励。
（三）引入广泛的社会变革
1. 加快形成一个高度市民化的开放社会。用当代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技术赶超，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当时存在坚实的群众基础支持技术赶超，整个社会是一个开放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常常受到追捧。从这个角度出发，服务于技术赶超的创新政策就需要预设政府对市民化社会的广泛保护，通过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权利、提供公民之间交往沟通的广阔平台、强调公民的政策参与以及参与能力等，激发所有参与者的灵活性与创造性来实现我们赶超的目标[14]。
2. 促进社会、经济系统与创新系统的联接发展（Connected Development）。在一个开放且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中，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发展越来越与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不仅只是企业以顾客为主的活动，顾客与社会的广泛参与也成为技术、产品与服务开发的一个重要部分[15]。这种联接的发展能够促进各种跨领域的技术融合，因此也日益成为创新政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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