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治 :亭子间的双重空间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精明善盘算的上海人，发掘和利用了亭子间这个特殊的空间场所，作为石库门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它大多出现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头上是晒台，脚下是灶披间，其阴暗狭窄自是不可想象。梁实秋曾经在《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中有过这样细致的描写“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这种火柴匣式的居住条件自是可想而知的恶劣，而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上海在特定时间内的历史轨迹，也成为了一代上海人独有的”上海记忆”。
1“异乡人”的“冷”与“热”
“亭子间文人”概念的提出，其实质上是对具有上海革命背景的左翼作家的“政治称谓”。而我们总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短暂或者长期停留在亭子间的文人作家时，会发现其代表流派的混杂和多样。这些作家大都可以贴上“异乡人”的标签，他们处于一种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尴尬立场，对农村和城乡大多无法完全认同，长时期陷入了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中。他们怀抱着文学的理想来到上海，以渴望被同化的姿态面对现代文明占据的都市，主动的向城市现代性靠拢，而在这归顺中却因乡土与城市截然对立的文明冲突而颠覆最初的理想化文学设想。狭窄的生存空间，高昂的生活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文明所特有的冷漠和残酷，使得大部分文学青年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冲突，并从此“异乡人”群体中发生了分化和重组，一部分作家在充分利用上海所提供的文化资源和传媒行业，在进行自我调适之后，迅速融入当时上海的文化市场，比如被鲁迅成为“流氓才子”的叶灵凤就在此期间写成了《未完成的忏悔录》等书籍，除此之外还有包括鸳鸯蝴蝶牌在内的大批通俗作家。第二种作家如沈从文之类，通过在上海经历的“城市人”和“乡下人”双重身份转换明确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将目光聚焦在城乡差异中以及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道德沦丧和体制瓦解。而其中大部分则在经历了现实落差之后，认清个体生存的困境和无奈之后选择了较为激进的文学立场和主动的政治抱团。大批左翼作家就是在此期间明确了革命文学的写作方式，并以拥护鲁迅，茅盾此类左翼领袖，从分散的亭子间个体群落聚集在左联周围，逐渐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化中心。
“亭子间”作为大批作家从各地到达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它寄托了文学青年对现代城市的美好想象，它是他们文学理想的起始点，是一切未知和可能的开始。上海作为现代文明的缩影，既有着资本主义的拜金，腐败，悬殊的贫富差距等同时又作为一块 “城市飞地”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自由度，在压抑和黑暗的同时孕育着无穷的能量积累，大批文人作家正是在“亭子间”的逼仄环境中燃烧着孤独和寂寞，激情和壮举也在这种孤闭中酝酿爆发。正如《空间的诗学》中所提到的“以前我们可能觉得阁楼太狭小，觉得它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而现在，在通过梦想而重新找回的回忆中，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何种混合的学说，阁楼既小又大，既热又冷，永远给人安慰”。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给那些怀抱梦想的“异乡人”们“热”和“冷”，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怀。
2文学景观中的政治空间
法国作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做过这样的结论，“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所谓独具意义的“文学景观”，其所呈现的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性的再现，而正如一张千丝万缕牵扯不断的网，它不是孤立的，单向的，更多展示的是文学与景观的两相辉映，是更具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的空间图示，是凝固的空间与流动的时间交错而成的奇妙的化学作用。亭子间作为一个狭小的蜗居区域，一方面它展现了聪明上海人规划和分割空间的自由和充分；另一方面它也以其独特的地理所在展现了当时上海底层人生活的真实现状。所以亭子间不仅作为一寸安隅之所，其独特的阶级符号和政治符号尤为引人注目。
亭子间陆续出现最早可追溯到石库门的衰落，由于中国49年前的连年战乱经济停滞和49年后的平均主义，曾经繁盛一时的石库门主人们逐渐无法承担起高额的生存费用，他们出租或者转租曾经宽阔空间，除去原有在石库门设计上被设定为存储杂物，或供下人居住的“亭子间”外，更多的区域被“亭子间”化，原有内部结构中的天井，客堂，厨房等等被按照亭子间的格式逐渐分割为狭窄的区域，并多为工人，农民，妓女，贫穷文人等下层群众居住。所以亭子间在出现之初，便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它既见证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衰落和平民化以至贫穷化历程，又见证了底层人民的艰辛困苦，展现了特定时期经济的萎靡以及生活资源的紧缺和令人恐惧的人口密集度。而经过更多曾经困顿的文人对寄居此地的描写，“亭子间文化”也逐渐广为人知。梁实秋，鲁迅，丁玲，沈从文等都曾寄居于此，并对当时亭子间逼仄的生存环境做过细致的描写。
“煤油桶、米袋、打汽炉子以及大小碗盏，平时完全搁在床底下，需用时方从床底拉出，不需用时又复赶快塞进床底。”“为了吃饭，两个人每天大约下三楼提水六次”（《记丁玲》沈从文）
“但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弄堂生意古今谈》鲁迅）
哈维曾经对城市空间的阶级划分做过如此阐释：“那些有权力支配和制造空间的人就拥有了再生产和提高他们自己力量的关键工具。因此，任何改造社会的计划都必须同空间实践的变革进行复杂的斗争。”面对城市空间占有与利用方式的主体性社会分化，我们必须“把空间生产看作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此时的“亭子间”便是作为这样特定的阶级聚居地所出现，其背后是无数的游荡在上海这个从二十世纪便开始作为经济中心圣地的无所依靠，生活漂泊的底层群众的挣扎和呐喊。 而除却鲜明阶级符号之外，亭子间还有其独有的政治蕴含。一大批左翼作家都曾是三四十年被逼仄于狭窄天地的有志青年，1928年周立波便追随周扬到上海投身革命文学，直至十年后离开上海到达西安，此间二人一直寓居在闸北四川路的亭子间中，为生计所奔波同时参与革命活动。萧军也在没有阳光的拉都路的亭子间里，创作了《职业》《樱花》一系列作品，并得到了当时同在上海的鲁迅引荐，同是左翼人士的蒋光慈的《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诗中也曾有，“我还记得我初次遇见你，在一间窄小不明的亭子间里”这样的诗句。虽然不能以左翼作家群完全涵盖这一时期居住在亭子间的贫穷文人，却是当时上海革命文学的主要发源地，更多的作家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均在此地进行左翼文学创作。此时的左翼作家经受灵魂及肉体的双重压迫，对于文学青年来说，革命的挫败、无根的失落加上都市的鬼蜮，让他们和困苦的底层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而这种对底层群众的真切关怀和共感也构成了其革命文学创作中的主要躯干。此时的亭子间文人被广泛“政治化”定义则被发生在其大批主干力量转移到延安之际，其逐渐与“山顶上的人”进行了积极的权利结合，获得了占据某一时期主导地位的话语权和发言权，亭子间也开始成为革命的政治空间符号从被边缘化的城市底层转移到权力的中心。而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的一段发言：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 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此时的“亭子间文人”悄然被定义成了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关的政治群体，而这种危机感显然没有引起大多数亭子间作家的关注，他们仍沉醉此前的政治优越和文学自满中，这种明显的阶级分野并没有使其察觉。而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更使得发迹于“亭子间”的左翼作家群体受到极大的波及和迫害，而“亭子间”的文学空间意义也逐渐被其政治意义所湮没。
“亭子间”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它早已突破原本的建筑意义和经济意义，它先是一变而为现代都市人精神象征的蜗居， 再则变而成为现代革命政治语境下的身份符号与阶级代码，进而完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