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思想和汉语语言特征的关联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3.018
1 中华美学思想溯源
1.1 孔子的儒家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观可以从他的诗论、乐论和文质论中归纳和分析。孔子认为艺术是“美”和“善”的统一。孔子一贯主张“文质兼备”，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指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是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中华美学强调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渗透与协调，讲究情理兼修，追求情与理的统一与调和，避免排斥与冲突。
1.2 老子的道家美学思想
“道可道，非常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老子提出“道”是世界的本体。这种道并无目的，也没有意志，它自然而然地发生，虽生天地，却非有意为之。在老子那里，道是有与无、虚与实的对立统一，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因此，“道”之把握不靠逻辑推理，而是强调对生命和自然关系的整体感悟，强调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最终回归自然，回归后的自然凝聚了个体的感悟和情怀，终成艺术，所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道家文化独具智慧，洒脱超然，对华夏美学的影响体现在非常注重对意和韵的追求。
1.3 结论
“道儒互补”给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便捷而丰富的形式，形成了中华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如中华美学范畴中的虚实合一、动静相间、形神兼备、阴阳互根，刚柔共济……，分而言之，这些范畴可说是儒、道美学概念的一步步延伸；合而言之，每对范畴的对立统一则正是对“儒道互补”美学思想的具体诠释。汉语言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运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很明显得益于“道儒互补”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和熏陶。
2 汉语语言特征述略
2.1 均衡
均衡，是中华传统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至深，汉民族人民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具有一种朴素的辩证法。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天圆地方，如北京的四合院四面对称，结构精巧；又如汉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盆景，多是对称摆放，层次分明，格局严谨，疏密有致，体现了汉民族人民特有的审美情趣。
汉语言所具有的均衡美，首先是体现在汉字的结构上，人们认为汉字之美观就是要齐整方正，所以就在所写的材料画上方格，在方格内写字，汉字因此也被称为方块字。
另外，和英语单词的发音仅分为重音和轻音相比，汉语特有的平仄四声调抑扬顿挫，入耳动心，韵味十足，使汉语具有音律的对称美和节奏美，体现了汉语语音结构的均衡美。在汉语中，诗歌的押韵和叠音词等就是利用汉语音韵节律和谐的效果，增加语音的美感，汉语中的各类实词几乎都可以重叠使用，而且汉语动词、形容词的重叠词在英语中找不出对应的形式，翻译起来比较困难。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粉红妆，纤纤出素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四字格，也叫四字结构，包括四字成语和普通四字格如四字叠音词、四字熟语和所有临时组合而具有类似四字成语修辞功能的四字短语（陈林森1993）。汉语四字格在声调上平仄搭配，结构上整齐对称，使人产生视觉上、听觉上、心理上平稳匀称的感觉。四字格乃“华文所独”，是汉语语库里的奇葩瑰宝，用来诠释说明汉语构词法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汉语构词上的对称和均衡形成了汉语修辞的均衡美。如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对偶句，通过句法、词汇和声律的两两对应，环环相连，丝丝入扣，产生一种强大而内敛的表现力。除对偶外，能体现均衡美的还有互文、回环、顶真、对照等。
例如：“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诗》），互文结构 “文省而意存”，是汉语特有的修辞方式。
又如，清代女诗人吴绛雪的《春晴秋雨》：“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形式上的整齐匀称，体现了语言循环往复的情趣美，表现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或相互对立的辩证关系。
中国诗歌往往还讲究字数、句数的限定划一，词、曲也须按律填写，或整齐、或统一，具有鲜明的形式美，形成了西方语言无法企及的独特传统和均衡美感。
2.2 含蓄
“和”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仁学体系的核心，“和”的精神表现在言语上就是含蓄委婉，“和”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提倡用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好恶，使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以和为贵，所谓“微言大义”“言近而旨远”，而不是言辞鲜明、不留余地。
含蓄的表达方式在美学上的意义体现在可以带给人无限的联想和启示，突破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谐音”这种语言修辞现象在汉语诗歌创作中常常被运用，通过词语的谐音构成联想，以物传意，使言语表达具有含蓄委婉的审美效果。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的“丝”与“思”，借“丝”寓“思”，表达拳拳思念之情，执着刚烈。又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的“晴”与“情”，语带双关，寓意深远，对于表现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十分贴切自然。
2.3 意象
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象形根基使汉语具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形象特征，字形灵动，栩栩如生，极具形式美感和诗情画意。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画，汉字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成为世界上少数几种文字所有的艺术形式。当我们眼观、手写、耳听汉语词句时，心中往往会浮现出相应的生动情景，这情景在作者方面是“造境”，对读者而言是“联想”。法国语言学家葛兰言说过，汉语是一种可以触发特别感情，为诗人或怀古家所设计的语言。美国诗人庞德也说，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 造设意境，汉语语言通常采用观物取象，寓抽象于具体，寓推理于类比，超越具体而又回归具体，可以让读者由感性的把握中去体悟抽象的内涵。例如，因“柳”“留”相谐，友人和恋人间的依依惜别，自古有“折柳”相留的风俗，“杨柳”常被用来表达离情别怨的情境，形成汉语语言中有关柳的意象，如白居易的《忆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另外，汉语常用短句，句与句之间常常省略关联词，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由句子的前后顺序来体现，形成汉语独特的意合体悟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诗歌意象的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的28字中排列着10种意象，浑然一体，意象忧伤，诗情浓郁，勾勒出一幅羁旅荒郊的悲秋之图。在诗歌中，意象的搭配十分灵活，内在的逻辑感情是各意象之间关联的纽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
2.4 意念
与汉字具有较强表意功能的特点相比，汉语语法却是重于意而简于形。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传统都特别强调：在语言的形式与内涵之间，内涵总是重于形式，语言主要是作为表述事理、抒发情志的工具而存在的。所以，汉语表达于结构形式上常用减法，在语义容量上则常用加法。
中华文化的重意念的审美特征，在其它艺术形式上也都有体现。中国的国画讲究留白的艺术，有人用“减法绘画”来形容，画中留白往往意境深厚，巧妙地借有限的空间布局来展现时间和思绪的无限延伸，气局饱满，气势圆通。还有汉字书法艺术“布白亭匀”的审美标准，实处之妙，皆由虚处而生，”虚实之间，白黑相宜，留给欣赏者以广阔的审美想象。汉民族的绘画语言、书法艺术和其有声语言、文字语言的这种相似之处，都体现了一致的美学思想。
汉语的重文意、重神韵，首先从语言的时间意识表现出来。与西方语言不同，汉语动词没有时态的分别，却仿佛更能契合时间的抽象感和连续性。例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语词相同，却此词彼义。语词的表层意义虽然相近，但语词宛转间，其深层意蕴已全然不同，仿佛随时过境迁，一切已物是人非。时间对于个体而言是有始有终的，然而，从人类发展的整体来看，却是循环往复，永恒流转的。与英语繁复的时态系统相比，汉语表达时间的方式可以说是极简，却能精妙传神地表达出时间内涵的绵延漫长和不可逆转。汉语语言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其重视表意，也极具表意的功能。
另外，汉语句子中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主题和述题，而不是动作者和动作（赵元任1968：67-104）。例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其中“云”和“花”即为话题主语，并非行为者，而是指“看到云”及“看到花”这两种行为；“想”是“想起”、“想到”；“衣裳”和“容”指某位女子的“衣裳”和“面容”。汉语的重意念，主语话题化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刘宓庆2005）。
3 总结
综上所述，“道儒互补”形成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汉语语言特征互相关联，两者贴切相应，相辅相成。方块汉字结构规整，横平竖直，在音韵、形状、构词、句子、语法、修辞等方面尽显儒家“建构”均衡之美；汉字的象形表意，灵活简约，利于联想，使她可以超越语法规则的种种束缚，隽永含蓄，意境深远，成为世界上最感性的语言，这是得益于道家“解构”之功。“道儒互补”的机制和汉语语言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汉语语言的发展丰富而生动，并不断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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