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视阈下中国农村消失的困境
中图分类号：F323.6；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8-2171-03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08.064
Abstract： Dual structural system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China’s rural disappear.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use of China’s countryside disappear under the dual structure， “keep rural”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dual structural system；rural disappear；predicament
农村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社会中人口大多聚集在农村。跟随时代的进步，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也在逐步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生活生产方式由乡村型逐步转化为城市型，传统的农村文明正式迈向现代的城市文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再次紧扣“三农”问题，并以着重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为政府工作任务之首，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扩张发展中，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原本属于农村的资源被割裂开来。在中国农村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中国在过去十年每天消失近100个自然村。从2005年到2010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目逐年减少，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消失[1]。在中国城市化大潮的历史趋势中，农村的消失已经不再是想象，随着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马太效应”的加剧，缓慢发展的农村将走向空心化甚至是衰败。
因此，本研究从城乡二元结构视阈来分析农村消失的困境，从理论和政策上为破解农村消失的困局提出城乡一元结构体制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留住农村。
1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城市不断进步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对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即所谓“城乡二元结构”[2]。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所产生的城乡资源配置不公平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积弊下带来的各种区域社会问题，若久治不愈，将会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冲突的交界。
“三农”问题是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比较关注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农”问题始终是重中之重。本研究认为“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就在于城乡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引起爆炸式城市化发展，伴随城市化发展的阵痛则是大量农村的消失。村落的消失不仅仅有农村地理单位的消失，而具有农耕文化的萎靡。在这些消失的村落中不排除有一些具有观赏价值、历史价值的村落，同时在这些正在消失的农耕文化中也包括一些民间传统艺术，比如曾经一度是人们茶余饭后重要精神食粮的花鼓戏、舞狮、皮影戏等。农村在空间上的消失已不仅仅是农村社会问题，其更多的象征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下的精神变化。
2 农村消失困境的成因
2.1 城市化建设的土地扩张冲击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资源城市集中化使得城市大幅扩张自己的版图，中国的建成区面积从2001年的2.4万km2增加到2009年的3.8万km2，城市面积增长了近60%。城市版块的辐射无法避免地要吞并农村土地，其中工业区与开放区建设、大学城建设、政府新办公楼建设是土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政府征地举措施行后，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农村拆迁大举进行，大量农村拆迁户迁入城市，村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
中国城市建设速度令人瞠目，高楼平地拔起如寸草劲生，由此带来的土地城市化引起了诸多矛盾问题，其中引致的农村土地的再分配问题则是农村消失的导火线，村民失去了世代耕种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仅如此，村民还失去了作为土地拥有者的相关权益，农村土地的流转和城市化更多地成为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直接收益，却忽视了农民在土地利益中的公平分配。
方之在《柳营小记》中描述到：“农村过去最神气的建筑是祠堂，现在恐怕要算电力排灌站了。”这句话生动地刻画了城市化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城市化建设的土地扩张不应以农村土地的流转作为祭品，征地制度也不应以农民利益的受损作为出发点，农村作为自然存在的组织单位，城市化扩张不应以消灭空间上的农村为目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市与农村的不公平存在是农村在空间上消失的罪魁祸首。
2.2 农村人口的城市流向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经阶段，中国独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路径诞生了为数众多的农民工群体。正如前文所说，在城乡二元体制产物下城市化建设的独特历史浪潮下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属性的社会群体。中国目前有近两亿农民务工人员，年轻体壮的农民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找机遇和发展，留在农村的大多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鳏寡老幼，很多地域甚至是全家人一起进城务工，不仅荒废了农村耕地，而且也增加了“空巢老人”的数量。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调查显示，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农村农耕生活对农民工的吸引力[3]。很多农民工进城后都选择了在城市定居，成家生活，几乎很少有从农村走出的优秀人才选择回到农村发展，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转变加速了农村的衰败，很多农村只留下名存实亡的“空巢”，多年没人居住，年岁久远后自然落寞。 2.3 政策下的撤乡设镇行动
农村的消失除了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学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干预作用也不可小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推行的撤乡设镇政策有关。新世纪初始，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兴起，精简乡镇机构，减轻基层政府财政压力成为政府巩固税费改革成果的重要举措。2001年的撤乡并镇运动，直接导致乡镇数量从23 199个骤减至19 341个，减少了16.63%。2005年中国开始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新农村，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并村设镇的行动就无法避免了，例如江苏华西村正是撤乡并镇运动下的昭彰成果。随即中国乡镇数量从2004年的17 451个减少到15 951个，减少了8.60%，截至2012年中国乡镇数量减少至12 812个[4]。撤乡设镇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导致了乡镇数量的减少，还间接促使了村庄的消失。
撤乡设镇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农村学生的求学难度加大，随着撤乡设镇的政策实施，乡镇中小学学校也随之撤并。据统计，2000 ― 2012年普通小学学校数从553 622所减少到213 529所，普通中学数从62 704所减少到53 216所，减少了17.83%[5]。随着农村中小学学校数量的大幅下降，直接加大了适龄儿童少年上学的困难和距离。为此，大量农村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被迫放弃农村生活和农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举家进城。由此可见，撤乡设镇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农村的消亡进程。
2.4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下的被迫移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业开发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难以修复的环境污染。随着农村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伴随而来的是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无组织倾泻，尤其是生活塑料垃圾以及生活污水中的磷的危害更是巨大。而且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科学使用更是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这些生活生产垃圾在流进河道、侵入土壤后难以分解，重复利用率极低，酿成的后果则是地表水和地下水被污染、河流水质超标、土壤化学元素失衡等生态环境的恶化。
其次，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高污染企业和驻扎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极为严重，这些高污染企业的废水、废气和废物排放量很大，远远超出了农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由于农村的环保政策实施力度远小于城市，导致这些高污染企业堂而皇之地将污染从城市转嫁至农村，肆无忌惮地进行工业生产，甚至有些企业还私设排泄口，将工业废渣偷排至河道，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农村丧失了供村民生存的功用，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农村则像风中之烛，慢慢被污染之风吹熄，逐个消失在地图板块里。
3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消失的解决措施
造成中国农村消失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乡二元结构是特殊时期内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其存在取决于客观条件的变化与否。单从当前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分离状态来看，城乡二元结构还将长期客观存在，无法因人的意志而改变。放眼全球，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中，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在中国城乡二元相互独立个体之上，实行坚持依托城市与振兴农村并重的一体化发展原则，才可替代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种种弊端。
3.1 发展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农业也是迄今为止多数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时期，当前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太少，人多地少的局面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富余问题。因此，必须立足农业，以农民为本，发展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走土地集约型路子，以振兴农村为目标为农村发展找出路[6]。农业现代化不仅能带来高效农耕，提高农作物产量，而且还能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固化自己的身份特征，扎根农村。
3.2 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
当前，农村不再是旧社会以农户为单元群聚的村落，其已经融入国家发展区域建设的版图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是城市和农村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城市为主、农村为辅的发展模式，将农村发展融入城市建设中，二者互为辅佐。依托农村所特有的、城市不具备的生态环境特征，把农村建设成为城市的“氧化带”，在保留农村“风水”传统下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农家乐”、“乡村假期”、“绿色之旅”等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下乡潮中的画面都可以描绘进中国新农村建设中。依据城市和农村分别所独有的特征，使二者相互独立而又融为一体，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消失弊病的强力措施。
3.3 加强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扶持
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只有坚持改革，才可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需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村征地、宅基地的制度、农村土地规范流转规模经营、农村经济型建设用地的入市问题，提高农民人均耕地，强化农民耕地所属权。通过深化改革，明晰路径，优先保证农业农村各项投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建立健全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国家水资源督查制度。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推进重要水源地生态清洁小流域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7]。通过实施政府强力政策保证农村农民的利益，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促动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替代传统农业，建设宜居宜农的美丽新农村，最终遏制农村消失的势头。
4 结语
中国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农村村落在地理空间上消失，随之消亡的还有传承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载体。中华文明是基于农耕文化之上的传载，农村作为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其兴衰不仅由经济、政治及地理因素决定，而且与农村转型期的就业结构和村民对农耕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有关。随着城市边界的扩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越来越多的农村面临空心化，甚至消亡的危机。
农村不能再是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复杂时期，农村与城市的结构调整需要控制在一个全社会都能承受的合理区间。新农村建设必须强化内涵以增加农村吸引力，从乡村治理结构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调整，让城市与农村的结构更富弹性和活力，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还需要村民自身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变迁，踏过荆棘走出农村消失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