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书院教学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214-02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形式，肇兴于唐宋，历经元明而不衰，直至清末，才被新式学堂所取代，进而退出历史舞台。其在华夏大地上绵延存续了千余年，可谓是中国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研究者通常将中国古代书院界定为由私人设立或官督民办，采取自由讲学的方式，注重提升学生自我修养和明辨是非素质的非功利型人才培养场所[1]。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书院给后世留下了巨大而丰富的教育教学财富，笔者对古代书院教学层面的资源进行了粗浅的梳理，认为其在以下三方面对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明德为先的教学侧重及其对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古代书院是儒学大师亦即书院的教师进行学术研究与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故而，古代书院大多以明晓人伦、存理去欲的思想为指导来选择教材和安排教学内容，如以理学家所推崇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规定教材和学习内容，这与当时官学由“经学”与科考决定的重记诵、习章句、务文词的教学内容是大不相同的。
书院的教师们并不希望把书院教育办成汉代诸儒考据训诂的隔代翻版，而是希望学生能从儒家经典之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2]75成为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君子。例如，朱熹认为：“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尽其伦而后已焉。”[2]15书院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之大伦而已”。在其日后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中对学生提出了修身处世的具体要求和待人接物的道德规范“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3]254“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3]254；范仲淹认为书院教育需“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其在花洲书院讲学时要求学生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要存“古仁人之心”，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由此可见，学理明伦、养性修心亦即明德为重是古代书院教育教学的侧重方面。正因如此，书院教师在讲学中还经常会讲明义理，讲解有关身心修养的学问，要求学生“尚德操，求致用”，教育学生如何做一个有德行操守的人，培养学生的道德自觉性，进而指导学生如何安身立命与行事做人。
这方面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可采用道德素质为先，政治素质随后的教学顺序――即先侧重学生做人层面的问题，而后再侧重做事层面的问题；先侧重培养学生的人品性情，而后再着重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理论素养，再要求学生全身心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和提升自身政治敏感度与觉悟度。按照这种顺序进行思政课教学，教学实效性会更好些。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是学习其他一切知识的便利条件。学生的道德素质提高了，再进行思政教育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笔者的教学实践证明，教师在思政课的教学活动初始阶段就贸然进行思政知识的讲授和思政素质的培养，学生就会觉得教师是在进行政治说教，而不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有些学生可能会心生厌烦或抵触情绪，从而使思政课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启诱为主的教学形式及其对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长期发展，古代书院逐渐形成了很成熟的教育教学形式：以学生自学问难为主，而以教师启发诱导为辅。在聚众面授或当堂讲授时，教师大都采用提纲挈领、统括全篇式的授课方式，其后由学生随自我性情喜好与悟性深浅自行进行钻研探究。所谓“指导者，师之功也”，朱熹认为教师的任务就在于从旁指导学生，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他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耳。若中间三十分工夫，自用吃力去做”[4]；程颐与程颢认为“学贵乎自得”，经常用“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乎矣”来勉励学生进行自学。古代书院的教师大都会把指导学生学会自己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并会将自己多年积淀下的读书治学经验与心得全盘传授给学生。如朱熹就将自己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和着紧用力”读书治学的经验心得与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
古代书院还传承了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育精髓，特别注重“学思并重”。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除了鼓励学生自学外，还特别强调学生应该学会善于思考与提出疑难，将自我学习和深入思考结合起来，最后通过采用与教师或其他同学进行论辩的方式解决读书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正如朱熹所言：“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5]
这方面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牢记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不应该成为课堂上的“一霸”，不应该成为课堂上唯一的发声者，更不能用“政治挂帅”和“政治正确永远是第一正确”的思维简单粗暴式地进行教学。在具体的思政课教学中，一味地灌输，也只能让学生口服心不服，不但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招致学生的厌烦与反感。所以，思政课教学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而应该采取循循而诱、谆谆而启的方式方法，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得出结论。这样学生才会口服心也服，自然就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互动为常的教学手段及其对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由于性质上属于私学的缘故，古代书院的教师大多白眼于官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认为官学功利性的办学宗旨会给教育本身带来严重的危害，会使教育失去原有的育人本意。朱熹曾就此进行过批判：“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6] 在书院的教师看来，官学够不上培养人才的资格，而是为科举考试设立的预备场所，其教学内容只要求切合考试，不必切合实际，其教学组织形式日趋僵化呆板，毫无生气，书院则不然：其教学目标是非功利性的，不求应举而求做人。故而书院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灵活机动，且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其较为常见的教学手段主要有“问难论辩法”“升堂讲说法”“讲会法”等。
“问难论辩法”的表现形式为：一是学生在自我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不解的问题时，就可以向教师提出，教师当众做出解答；二是由教师提出质疑问难，学生作答，然后根据回答情况教师再循循而诱，让学生继续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究；三是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互相切磋。
“升堂讲说法”的表现形式为：教师将学生集于一堂，然后结合教学内容与当时社会实际问题进行见解阐述。方式可以采用演讲式，也可以采用授课式。“升堂讲学”者不必受书院、地域、学派、身份的限制。可以请书院主持人亲自讲说，也可以请其高足弟子代为讲说；可以延请当时名儒莅院演讲，也可以延请自创新说的学界新秀登坛演说。
“讲会法”的表现形式为：持相对或相异观点的教师作为论辩对手当众升堂辩论，各自学生于座下听之。此情景下之学生既做观众，又做评委，还可以挺身而出参与其中。如南宋时的朱熹与陆九渊就曾展开过公开辩论，双方弟子皆参与其中，一时传为学界美谈。
这方面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一是注重教学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新颖性。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质量的高低。故而高校思政课教学必须要关注此问题。通过调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大多依然沿用传统的以教师站在讲台上讲解，学生坐在底下听讲的旧式教学组织形式。正是这种旧式教学组织形式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批判创新思维的训练，从而使学生的实际能力得不到有效训练与提高，进而学生会觉得思政课并无实用之处，会对思政课心生厌烦。所以这需要思政课转变旧的教学组织模式，切实丰富教学组织形式，建立起以学生为主体和以教师为主导的、变学生的接受性学习为发现性学习的、变静态教学为动态教学的教学组织模式。同时注重教学组织模式的多样性与新颖性，因为多样性与新颖性模式的本身就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情志。二是鼓励学生思辨于内言辨于外。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思政课亦然，应该经常鼓励学生就相关问题在课堂之上展开激烈而深入的探讨辩论，提倡师生之间各抒己见、相互质疑，从而激发学生的思考热情和表达欲求，真正做到师生之间思想与心灵层面的教学互动。故而在具体开展教学活动时应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这样不仅能够活跃教学气氛，更能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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