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亚政策调整
一、日本撤出中亚转向南亚
日本外交政策受到二十世纪80年代“环太平洋”和90年代“亚太”地缘概念的影响，确立了以立足亚洲为基础，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然而，随着鸠山内阁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夭折及民主党执政期间“入常”努力的屡次失败，新上任的安倍内阁认为：这是由于民主党政权在外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对华判断的失误，使得快速崛起的中国挤压日本在亚洲权力地位和蚕食利益空间成为可能。
冷战后逐渐兴起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即“印太”（Indo-Pacific）地缘政治概念影响了日本，他们指出：“印太”是“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组成的菱形状的‘扩大的亚洲’”，而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于同一个地区战略框架下，有利于实现从岛国向“海洋国家”的转变以及成为全球政治大国的目标。
西太平洋到印度洋这一海上运输通道是日本的国家命脉，他们认为，一旦中国控制了东海、南海和印度洋一线，日本就只能受制于中国，为了封堵中国，安倍内阁将“印太概念”具体行为化。外交层面上，日本为了缓解因修宪主张和“战争历史观”引发的与中、韩等邻邦关系交恶带来的尴尬，争取同更多地区性大国加强合作，将外交资源投向与日本战略目标存在交集的国家或重视程度不足的次级区域；经济层面上，日本寻求与中国有共同发展之处的国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将印度视为能替代中国的“潜力国家”，通过政府间开发、援助和民间外交，拉拢区域内“摇摆国家”，平衡中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军事方面，除了强化日美同盟军事机能，明确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分工外，还提出将印度纳入“构筑海洋民主国家同盟”的构想。
日本寄希望于通过定期常态化的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联合行动，将海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至印度洋，从而对西太平洋到中东的“海上生命线”构成威慑力。2013年1月，首次日印海洋问题对话的共同声明中提出，将推进两国在一般性海洋政策及海洋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日本还许诺，对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新兴海洋国”的海洋军事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并研究向印度出口US-2水上救援飞机和“苍龙”级AIP常规动力潜艇。2015年1月，日本驻印度大使同印度财政部经济局长会晤时，签署了总额为500亿日元、利率为0.8%的长期低息贷款，并重申了安倍晋三于2014年9月出访印度时提出的承诺，即：“从2014年之后的5年间，日本将向印度提供35000亿日元的企业融资和政府开发援助款”。此外，日本从2013年起加大对孟加拉国政府援助性拨款，与先前2011年民主党内阁任期相比，ODA总额增加了350%。
日本认为：中国提出的“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必然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实力的增强，延伸向西乃至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对此，日本将中亚经济援助型外交调整为战略规划型外交，由“经济积极”变为了“政治积极”。
2014年的“日本+中亚”对话第7次高级实务会谈概要第4条专门提到了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ISAF）撤军后，加强关于地区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概要第6条提到了为强化中亚与阿富汗之间的国境管理能力，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对象国，日本无偿资助1.41亿日元设立“中亚边境联络事务所”，帮助乌、吉两国培养专业边境管理人才，协助打击毒品、非法军火偷运及跨境恐怖分子，不排除派遣常驻人员和顾问参与边境管理机构的建设与运转。
从2009年至2014年，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无偿援助及技术援助经费分别缩减48%和21.2%，而对阿富汗则提高了180.7%，未来还可能扩大至情报搜集与情报共享的领域。
综上所述，日本正在减小对中亚经济与公共基础设施援助的规模，同时加大与其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外交定位也由原来的独立区域改变为“印太一体化结构安全保障综合体”向内陆延伸的次级区域，以此减缓中国自东向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速度。
二、日本对中亚天然气兴趣减弱的原因
近几年，随着北美地区不断加大新型天然气“页岩气”的开采，引发了世界石化能源市场及产业结构的巨大震荡。据美国能源信息署资料统计，2013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有望达到日均2500万桶，其产量将超过俄罗斯，并有望成为世界能源的出口大国，对此，日本在技术合作、投资开发与进口可能性方面进行了积极合作。
2013年2月，安倍晋三在二度就任日本首相后迅速出访美国，特别谈及日美未来能源合作问题。2013年5月上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访问美国，并与能源部代理部长珀纳曼举行会谈，请求美国尽快批准日本进口美国天然气的申请，并参观了美国最大的马塞勒斯页岩气田的开采现场。日本企业三菱商事设立了专门团队，就同三井物产和日本邮船两家跨国企业合作参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州长滩的液化天然气（LNG）的生产业务达成协议。
2013年10月，日本出光兴产公司出价42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石油天然气能源公司股票发行额的1/3，成为后者的最大股东，而后者主要负责北美油气的存储和运输业务，其目的是利用后者的能源物流网，尽快实现北美页岩气产品出口日本的计划。此外，2012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与访日的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签署了涉及加拿大向日本出口页岩层的液化天然气《日本经济产业省与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间关于能源合作与开发的备忘》的协议。 日本从经济和外交两个层面不断加大针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能源外交力度，全力着手起草相关具体实施细则与实施办法。此外，日本企业将计划向美国马里兰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投资100亿美元，用来增设和更新页岩气运输和储存设备，并预计在2017年达成向日本供应147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的项目。
据日本政府预算，来自北美页岩气田的液化天然气将比原先传统天然气价格便宜30%，不仅使日本撤除一定数量核电站成为可能，还将降低火力发电的燃料成本；另外，仅从美国进口的1470万吨液化天然气就占到日本每年9000万吨液化天然气需求量的16.3%，加之加拿大对日本的出口量，就已达到日本年均需求量的25%，这将使日本摆脱对极度不稳定的中东、北非及俄罗斯油气资源的完全依赖，真正达到能源来源多元化的预期战略目标。
一直以来，日本都试图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和企业投资主导中亚地区的能源工业，其资金主要用于能源设备更新及能源运输通道修建项目。日本对中亚能源战略的意图，一方面要从中亚地区获得更多的能源，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国际形象，赢得中亚国家政治信任，从而积极参与中亚事物，扩大对中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美国作为日本最强大的盟国和保护国，不可能在正常情况下对日本的国家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这也是日本对北美页岩气市场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随着日本对北美页岩气市场的进一步投资以及对液化天然气进口协议的积极推进，日本对传统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必然降低，日美能源战略合作加速了日本国家能源战略进入新拐点，促使日本对原先的能源外交策略做出重大调整，日本对中亚天然气能源的兴趣将大幅下降。
三、集体安全原则对日本中亚政策的影响
安倍内阁自上任以来，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可能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危害，为加快“正常国家化”，下大力气调整了自卫队军事部署和安全战略。日本一边扩大自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活动范围，一边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及对宪法的一贯解释，企图允许日本拥有并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同盟国共同开展防卫合作行动，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迎来巨大转折点。
2014年7月，安倍内阁在参众两院提交了宪法解释的修改法案，新的“容忍限度”将被定义为：当X国武力攻击C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许可下，日本可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参与对X国的制裁，且不排除武力制裁。
目前，依然有大规模美军驻守阿富汗及其他中亚国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访问阿富汗时公开表示，美军将驻军规模进一步缩小至9800人乃至更少，并要求其他盟国履行驻军义务并欢迎其他盟国对维持此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对2013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提到的“美军与自卫队的一体化”表现出积极态度，除了美日同盟在应对网络攻击和宇宙空间利用等合作范围扩大外，美国还通过多种官方或非官方渠道，表示欢迎日本加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期待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边以外的地方为维护地区秩序与安全行使武力。
第二任安倍内阁不仅在东北亚、南海、印度洋扮演制衡中国的领导角色，而且在成功修改“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将有机会加入以美国为首的“维持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部队，这样，借军事部署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区不断增强政治影响力，进而实施从西部围堵中国的战略图谋。
从时间上推断，第二任安倍内阁政府打造的“围堵”中国安全联盟战略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放弃，这是由日本国内经济增长困境引发的政治右倾化和日本为维护其亚洲大国地位的战略目的所决定的。
四、结论
无论是日本将中亚纳入构建印太综合安保体系的设想，通过输入北美页岩气来摆脱、甚至反向操控中亚传统石化能源市场，还是加快“修宪”步伐，选择同美国一道驻军阿富汗，加入中亚大国角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仍不明朗化的趋势有可能对我国经济及西部边疆带来巨大挑战。第二任安倍内阁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外交战略尽管还未完全成形，但就目前战略意图而言，日本对中亚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引起我国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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