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与国际政治
一、引言
本文试图从音乐本身的特性出发，探究音乐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作用，并比较中西方音乐的不同，探究两种音乐背后的不同哲学，及双方对于国际秩序不同的价值追求，进而探讨能否从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和谐”“包容”来构建中国自身的国际政治观。本文所指的音乐不是关注音乐的水准、技巧，而是着眼于音乐蕴含的情感及其与世界政治的联系。
二、音乐与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权力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阐述了软权力的基本内涵，技术、文化、观念等软权力因素越来越被视为实力的核心要素。实力的转移使得权力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从前被民族国家垄断的权力开始流向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个过程中，音乐作为一种蕴含着人类情感思想的艺术，在外交中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学界对于音乐在外交中的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认为音乐可以作为防御性工具和进攻性工具。作为进攻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角色，发挥其试探对方政治意图、软化对方负面情绪，加强对行为国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防御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角色，发挥其吸引他国公众兴趣、塑造国家形象、培植他国信任的长远防御性作用。分而论之，音乐在外交中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试探敌意。20 世纪50年代冷战中的美苏关系高度紧张，试图改善却又无法摸清对方底牌时，音乐发挥了特殊的试探作用。1956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率先成功赴苏联演出时，乐团特意演奏了苏联国歌，在演奏美国国歌时，苏联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同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在现代国际条件下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在得到对方善意信号之后，1959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也赴苏联演出，美苏关系迎来冷战中的第一次缓和。其次，释放善意。1973年，伦敦交响乐团访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在中国大陆演奏的西方乐团。2007年，德国奥斯纳布鲁克乐队在伊朗演出。2008年，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演出。2009年，中国爱乐乐团在梵蒂冈演出。音乐在这些外交的破冰之旅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软化矛盾。二战后，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奥地利是纳粹德国的帮凶，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 奥地利政府耗费巨资派遣维也纳歌剧院和爱乐乐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到欧洲巡演， 演出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人的经典作品，通过音乐向世界传达：“勃拉姆斯和贝多芬是奥地利人，希特勒是德国人。”
音乐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离不开权力的影子，音乐本身并不会区分进攻性工具与防守性工具。音乐可以释放善意，也会释放敌意，音乐会软化矛盾，也会加剧矛盾。因此，在我国全面布局“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如何合理利用好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形式向世界舞台展示中国形象，增加外国政府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如何规避文化差异，增强互信，需要高超的外交手段。
三、中西音乐的异同：两种不同的生存哲学
对比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音乐作品，可以从两者的不同来探究其背后的生存哲学，发现两者对于国际秩序的不同追求，对于世界政治的不同目标。西方的音乐背后是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而中国古代音乐里则有儒释道三家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内心三个关系的思考。
简要回顾西方音乐发展史。1000-1450年，这一时期以基督教音乐为主，只有单一的旋律线，没有和声与对位。1450年-1600年，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音乐也进入了复兴时期，世俗音乐占有了更重要的位置。1600-1750年，通常被称为巴洛克时期，即从威尔第开始到巴赫和亨德尔为止。与音乐所希望的和平秩序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历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几乎把整个欧洲卷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提出了扩疆拓土的“天然疆界”政策，企图把法国的边界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地中海、阿尔卑斯山、莱茵河等，并为此发动了多场战争。1667年，同西班牙作战，1672年到1678年同荷兰作战，1700年，与奥地利战争......德国学者森哈斯在关于音乐与国际和平的研究中， 将巴洛克音乐称为“和平幻想曲”与“秩序幻想曲”，巴洛克音乐反映了人们对合理国际秩序的向往，对和平的希冀以及对战争的憎恶。1750-1827年，被称之为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四位大师为中心的，追求条理、平衡和宁静，对世界和平的向往。1827-19世纪末，被称为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追求个性，标新立异，渴求如痴如醉如狂，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从个人角度去看待思考世界。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印象主义，则大量采用了不和谐的七九各弦、叠置和弦、造成扑朔迷离、朦胧不和谐的音乐风格。纵观西方音乐发展史，是一个从追求整体到追求个人，从追求和谐到追求自由，从追求整齐划一到追求个性张扬的过程。
再来回顾中国传统音乐。中华民族音乐的启蒙于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经可以用古笛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从内容上看，脱离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对人的颂歌。例如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春秋战国时期，音乐迎来了大的发展，宫廷首先设立了礼乐制度，孔子删定形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后来秦汉时期的乐府，魏晋南北朝的相和歌，隋唐时期的七步乐，宋金元时期的杂剧、元曲，明清时期的戏曲、弹词、民间小调。可以总结中国音乐的两个特点。 第一，和谐。这种和谐不仅包括韵律上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从上古时期到近代中国，中国音乐只有五声调式，即只有1、2、3、5、6五个音符，而没有七声调式。缺少最刺耳的4、7两个音符。这样就达成了一种韵律的和谐一致；在传统的古琴演奏中，琴人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心理感受。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体现的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再如著名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载能“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汉代乐府敕勒川中描述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一致和谐；再如传统的礼乐制度模式，《乐记》中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和；序，故群物皆别......。”《论语》中对于诗书礼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论述，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第二，包容。中国音乐的发展史称得上一部包容史，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民族的音乐都能在中国音乐中得到体现，都能为中国音乐所接受并且内化。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后代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代，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还有著名的唐代歌舞大曲，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的结构形式。其中《霓裳羽衣舞》则由唐玄宗所作，清雅和煦，为世所称道。大诗人白居易就有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歌》传世。
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的包容与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所蕴含的思想对今天中国人看待世界政治有借鉴。许晓春老师认为儒家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道家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是解决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解读也正是中国人的生存逻辑，有别于西方的丛林逻辑，是典型中国式的和而不同。不强求一致，不追求中国治下的秩序，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用世界作为单位去思考问题，追求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追求一种有容乃大的世界，用“化”的方式，而非“克”的方式去对待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中所说的：“天下无外，以乡观乡，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例如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导演张艺谋选取一首温和自然的《我和你》作为主题曲，事后张艺谋坦言，“这首平和且安详的歌曲正表达了北京奥组委对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像歌中唱的‘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音乐发展历程背后是两种生存哲学的碰撞，反映了双方对于世界政治的不同态度，对于价值秩序的不同追求。”
四、结语
本文运用“拼贴画”的方法，从音乐角度出发，比较中西方音乐背后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意义在于为国际政治微观理论层面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其目的在于比较中西方音乐的不同，来说明其背后不同的生存哲学，对于世界政治不同的看法，以期能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提炼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