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市场竞争中，大部分企业时刻面临着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特别是私营企业，由于工作节奏快，职工的压力较大，因而更具有特殊性。任何一家企业的正常运营都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斗，但是私营企业往往无限度的给员工加压，这种压力不仅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负担等因素，也包括企业过度忽视员工的工作感受。过度的压力会导致员工工作态度消沉，并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员工生理和心理的不良反应，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重大隐患。
工作不安全感是工作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1]。目前理论界对工作不安全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Greenhalgh和Rosenblatt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雇员在一个受到威胁的工作情境中，对于维持所希望的继续性的一种无力感。”[2]强烈的工作不安全感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组织、家庭、以及个体都会带来很多消极影响，一些可以阻碍和减弱工作不安全感消极后果的缓冲或者调节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社会支持。
目前，国内关于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欠缺，在国内私营企业管理方式还存在很大缺陷的情况下，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总体状况如何？它对私企员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吗？社会支持是否能够减弱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的损害呢？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工作不安全感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华人心理健康量表对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进行现状调查，并探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同时探索社会支持是否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图1所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
随着员工身心健康不断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关注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身心健康影响的重要性。Sverke等人的元分析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雇员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会形成极大的威胁，但相比之下，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程度高于身体健康，这说明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更大影响[3]。Cheng和其工作伙伴对中国台湾25-65岁之间的8705名男性雇员和5980名女性雇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在职业人群中的总体流行率达到50%，而且在调整年龄、控制工作内容和要求以及工作中的社会支持以后，雇员的工作不安全感仍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之间仍存在强烈的联系[4]。Strazdins（2004）研究发现，存在工作不安全感的员工通常都有一定的抑郁、焦虑问题[5]。
相比于国外二十多年的研究积累，国内对工作不安全感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国内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如冯冬冬等人对广州某中外合资企业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与身心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6]。胡三??和李中斌（2010）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中国企业中的工作不安全感由五个维度构成，即工作丧失不安全感、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工作执行不安全感、过度竞争不安全感以及薪酬晋升不安全感[7]。
基于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1：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1：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2：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3：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4：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5：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会支持水平对员工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如高校图书馆员工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8]。另外龚德英等人（2008）在关于外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中也证实，员工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9]。
本研究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进行研究，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成三个构面，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率，在国内研究中被广泛的使用。研究表明，主观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员工心理健康水平越高[10]。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2：员工社会支持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1：主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2：客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3：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
2.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Sverke等人在其工作不安全感整合模型中提出，社会支持可能在工作不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并指出未来研究应该检验如何减少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影响，特别要检验工作不安全感与结果关系中调节变量的作用。
国内学者如胡三??、佐斌等人对工作不安全感影响的因素及其各种后果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11]。但国内关于社会支持对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健康之间调节作用的相关研究极少，那么，在不同水平的社会支持下，工作不安全感及其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会如何呢？
基于Sverke（2002）的工作不安全感的调节变量整合模型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2：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4：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5：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按照随机取样原则，选取绵阳市私营企业中的员工共300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在被调查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和相关领导的支持配合下完成。
在此次调研中，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263份有效的问卷，回收率为87.7%。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3-1所示。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
员工工作不安全感：采用胡三??与李中斌所编制的25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我害怕丢了现在的工作再难以找到与之相当的工作了”、“我害怕自己没有特别努力就会被单位淘汰”。员工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符合；5=非常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09，五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88、0.799、0.768、0.709、0、785，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员工社会支持：采用肖水源（1994）所编制的10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只选一项）”、“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安慰和关心的来源有：”。员工进行评价的评分方法为：第1～4，8～10条，每条只选择一项，选择1，2，3，4项分别计1，2，3，4分；第5条分A，B，C，D四项，将四项得分相加得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如果选择“无任何来源”则计0分，若选择“下列来源”，那么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659，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员工心理健康：采用我国杨廷忠教授经过中国大陆适宜性研究后，对台湾学者郑泰安所编制的量表进行调整之后的12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请问您最近是不是觉得头痛或是颈部有压迫感？”、“觉得神经兮兮，紧张不安？”。员工基于likert-4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比平时严重的多；2=比平时严重些；3=和平时差不多；4=一点也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07，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员工的背景变量（如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位层次、月薪）会影响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胡三??2010），工作不安全感又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员工的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章首先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其次，根据调节效应的判定原则，探讨社会支持水平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和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关系中起到的交互效应。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进行考察，从相关系数矩阵表可以发现，各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P<0.0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工作不安全感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P<0.01）。具体结果见表4-1。
（二）假设验证
1.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将可能会对心理健康有影响的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再将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结果如表4-2所示。多重共线性的VIF检验值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说明进入模型的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接受。
从表4-2中可以看出，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53，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1未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人际关系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46，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1未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154，P<0.05，回归系数显著，研究假设H2-1-3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过度竞争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261，P<0.001，回归系数极其显著，研究假设H2-1-1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薪酬晋升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181，P<0.05，回归系数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5得到验证。并且所有模型自变量的VIF值最大值为1.947，远小于临界值10（Neter等，1998），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累计解释因变量达23.5%。 2.社会支持对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检验
（1）社会支持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的关系检验
通过上述相关分析，我们了解了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与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然而通过相关分析只能说明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无法说明变量之间具体有怎样的关系，也无法看出研究假设是否支持，因此，此部分将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层次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各研究变量间的关系及验证相关研究假设。
从表4-3数据运行结果来看，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292，P<0.001，回归系数显著，研究假设H2-2-2得到了验证；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110，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2-1未得到验证；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89，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2-3”未得到验证。模型累计解释因变量达13.5%。
（2）调节效应检验
值得说明的是，工作不安全感共有五个维度，社会支持共三个维度，因此，如果两两维度之间进行交互项讨论的话，就会产生15个交互项。在很多现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也经常把社会支持作为一个整体构念来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把社会支持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检验其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效应。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社会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具体操作步骤为：第一步，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调节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四步，放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说明存在调节作用。为了避免在进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时回归方程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需对交互项的各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
模型1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的回归，F值为2.390，P值?0.05，模型不显著，模型1的调整后的R2为0.021，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1%的方差。
模型2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的回归，F值为9.547，P值<0.001，模型显著，模型2的调整后的R2为0.227，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2.7%的方差。
模型3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以及调节变量（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1.124，P值<0.001，模型显著，通过F检验；其中，社会支持（β=-0.257，P值<0.001）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3的调整后的R2为0.279，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7.9%的方差。
模型4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交互项（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0.620，P值<0.001，模型显著，通过F检验，交互项（β=0.102，P值?0.05）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假设H2-3-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未得到验证。模型4的调整后的R2为0.288，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8.8%的方差。同理可知，研究假设H2-3-2未得到验证。
模型6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交互项（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0.628，P值<0.001，模型显著，通过F检验。交互项（β=0.111，P值<0.05）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研究假设H2-3-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到验证。模型6的调整后的R2为0.288，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8.8%的方差。同理可知，研究假设H2-3-4，假设H2-3-5均得到验证。
为了更加直观形象地表示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绘制社会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效果图4-1。
从图4-1可以明显看到，工作不安全感高的私企员工在获得较少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得分尤其高（即其心理健康水平尤其低）；而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私企员工其心理健康虽然会受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但程度却并不大，即便是体验到高工作不安全感的私企员工在感受到高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得分也较低（即心理健康水平较高），这一结果再次说明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解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维度、工作竞争不安全感维度、薪酬晋升不安全感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社会支持与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维度、工作竞争不安全感维度以及薪酬晋升不安全感维度的交互项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工作不安全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大量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支持是个体员工得到来白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上司、同事和邻居等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是实际的帮助，也可以是社会情感帮助和信息帮助等。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显著影响了工作不安全感各维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即缓冲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变量的消极影响。因此，企业管理者和相关部门都应该重视对员工主客观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来自上司、同事、家庭和亲朋对员工的关心、帮助和爱护，能让员工充分感受到企业和家庭的支持和温暖，减少和缓冲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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