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11105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随着入世红利从刺激因素转化为背景因素，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下降，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出口是传统意义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人口红利减弱甚至消失的背景下，促进出口经济转型是保障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国出口虽然处于不断增长过程中，但大多为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较少，此外，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绩效不可忽视的因素[1]。实现出口经济的转型升级，创新和制度成为两个急需突破的重要环节，在寻求提高企业出口绩效、优化出口结构的有效路径之前，明确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遵循内在影响规律，借创新之力，求制度之便，对于通过出口经济的转型发展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中国出口迅猛发展的势头下，企业出口绩效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创新与企业出口绩效相关的问题。Lefebvre等[2]采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创新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创新能力对出口行为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但在低、中、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创新能力均位于出口行为显著影响因素的前五位。余道先和刘海云[3]基于1993―2006年的统计数据，检验了国内专利授权量和国外专利授权量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不同影响，发现国外的技术创新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徐青和谢军[4]以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上市出口企业为样本，采用发明专利数、实用型专利数和外观设计专利数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结果表明专利技术中的外观设计对企业出口绩效有显著影响，进而造成三地间企业出口绩效的差异。徐二明等[5]选取2005―2007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研发经费对高新区产品出口绩效具有正向作用，而人员素质水平对出口具有负向作用。受数据来源的限制，多数学者采用R&D支出衡量企业创新，进而分析创新对出口的影响。实际上，R&D支出只能反映企业创新的投入，并不能反映实际创新产出及创新质量，且不同行业中企业的创新实现途径也不尽相同，某些行业中的企业创新并不主要通过R&D来实现。如Lefebvre等[6]通过对加拿大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R&D密集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出口绩效，而其他技术创新的相关指标如具有科研背景的员工比重、与外部机构的技术创新联合等对出口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出口绩效研究领域，有必要采用更为宽泛的创新衡量体系。
对于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关系也有相当多的研究。Gao等[7]制度基础理论强调制度与企业组织间的双向关联，并将企业绩效看做这种关联的发展结果，奠定了制度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理论基础。而在早期的出口贸易领域，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或产业上，制度环境被视为背景因素，当国际贸易的研究视角扩展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时，制度环境的影响开始日益凸显。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制度环境的分析，Peng等[8]认为将制度基础理论纳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理论框架中十分必要。因此，国际商务领域的理论框架被扩充为由资源基础理论、产业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三方面构成的战略三角。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创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一国的创新能力是由企业运行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的，这类研究大多强调制度体系（包括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和习俗等）及其执行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具体地，Daniele[9]集中分析了政府研发部门、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制度组织对创新的影响作用。
尽管在创新与企业出口绩效、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以及创新与制度这些双边关系研究上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却鲜有文献将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然而，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同为中国重要的发展驱动因素，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对厘清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其次构建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及各省市市场化指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从中获得可靠的结论与对策启示，为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二、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机制
资源基础理论、产业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组成的“战略三角”，构成了微观企业出口贸易绩效的理论基础框架[7-8]。其中，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的内部因素，企业所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而决定了企业绩效[10-11]。产业基础理论强调外部环境，特别是企业所处的产业特征会对企业战略和绩效产生影响。制度基础理论则强调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的国际战略决策，继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制度基础理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与绩效，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间出口绩效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决定的，在实证分析中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可提高结果的有效性和显著性。
创新在本质上是企业具有的资源或能力，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可知，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产生影响。同时，创新能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企业的出口市场竞争力。已有研究也大多证明了创新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促进其出口绩效的提高。
此外，由前文研究综述可知，制度对创新也具有影响作用，事实上，良好宽松的制度环境、国家对创新的鼓励与支持以及致力于技术研究与推广的制度组织等都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出口绩效。由此可见，制度与创新既同时影响企业出口绩效，又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从对出口绩效的综合影响而言，制度与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即好的制度环境可加强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替代效应即制度环境与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的促进效果可相互替代。考虑到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大小关系并不能确认，这里暂假设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好的制度环境会加强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制度环境对创新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创新、制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之间存在复杂的多层次影响关系，结合多层次线性模型的特征，对上述理论基础进行调整，以制度基础理论为依据的企业制度环境为层次二变量，衡量企业的外部环境；以资源基础理论为依据的企业创新能力为层次一变量，衡量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层次二变量（制度特征）会对层次一变量（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
三、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的构建
在已有研究中，出口绩效领域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企业出口绩效数据的镶嵌层次结构，即单个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创新性地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
首先，进行初始模型的设置，检验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设置的合理性。
其中，INVij表示j地区i企业的创新能力；INSj表示j地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和保证变量的线性特征，所有变量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β1j的符号显示创新能力对企业出口绩效的作用；而γ11的符号显示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对β1j（即创新能力对出口绩效影响系数）的调节作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可揭示处于不同层次的因素对个体实证关系的影响，其前提是不同层次的划分。从制度视角看，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不同，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多层次线性模型可用来分析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对企业的影响。以本文中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为例，层次一是以企业出口绩效为因变量，以创新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层次二再将层次一模型中估计出的β0j和β1j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进而建立两个新的回归方程。其中层次二的第二个方程，是对β1j以INSj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合本文研究问题，这样回归的目的是分析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创新与企业出口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2.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在实证模型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层次一的因变量为企业出口绩效（EXP），采用企业出口依存度即出口交货值占总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自变量为企业的创新能力（INV），根据前文所述，采用R&D为基础的指标衡量创新能力会带来偏差，考虑到不同类型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存在差异，采用产出法衡量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更为合理。Foster等[12]研究认为，相比效率，需求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进而表明产品创新比流程创新更能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Becker和Egger[13]分别就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二者都可以正向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但产品创新的作用比流程创新更为重要。因此，本文采用产品创新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用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模型的层次二中，因变量分别是层次一方程中的截距项和自变量INV的回归系数，而自变量是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INS），本文参考樊纲等[14]的研究，采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总指数来衡量制度环境。
3.数据来源
计算企业出口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制造企业2011―2013年数据库。制度环境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樊纲等[14]。
4.实证结果与分析
（1）初始模型实证结果
对初始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得到跨级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以地区为第二层次的初始模型中，跨级相关系数为13.96%，说明企业间出口绩效差异中的13.96%可由企业所处的地区因素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假设1是成立的，即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出口绩效是必要的，可提升企业出口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有效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β1j的符号为正，说明假设2成立，即创新能力对企业出口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γ11的符号为负，即制度环境对创新与出口绩效影响的调节关系为负，假设3不成立。结合之前的假设，这样的实证结果表明创新与制度在促进出口绩效方面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制度环境较差时，企业出口相对困难，因此，通过创新来提升出口竞争力的效果更明显；当制度环境较好时，企业通过创新推动出口绩效的必要性则随之降低。事实上，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企业往往依赖于扶持政策形成成本优势，故而缺乏通过创新提升出口绩效的动力。改善这种情况，需培育有利于加强企业创新―出口关联的制度环境，使得制度环境应与创新形成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产业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构成的“战略三角”分析框架，构建出口绩效模型来分析创新能力和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方面，基于2011―2013年中国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及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数据，创新性地引入多层次线性模型，使得出口绩效研究的实证方法与理论模型得到同步拓展和匹配。研究发现： 首先，企业出口绩效差异中的13.96%可由其所处的地区差异因素决定。考虑到这样的实证结果及企业数据的镶嵌型结构，在有关出口绩效的实证研究中，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是必要的，可提高研究的显著性与有效性，验证了假设1。
其次，地区差异因素决定的13.96%中的1%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制度环境来解释，表明在以地区为标准进行分层时，制度作为第二层次自变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显示，产品创新可推动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即企业中新产品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越高，其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越高。
最后，制度环境对创新与出口绩效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是负向的，说明制度与创新在提升企业出口绩效方面具有替代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企业的出口绩效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地区决定的，国家关于出口转型政策的出台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
其次，实证结果显示，创新可推动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因此，鼓励企业进行创新的政策措施有益于出口经济的发展。
最后，创新与制度在推动出口绩效提升方面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可发现，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均属于传统出口大省，这些地区的制度环境维持了出口产品的低成本优势，故而企业通过创新来拉动出口的需求不强烈，创新对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也就随之减弱。好的制度环境虽然有利于维持低价竞争优势，但低价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通过创新推动出口产品由低价竞争优势向质量竞争优势转化是中国出口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相关政策的设计应定位于将制度与创新在推动出口绩效方面的替代效应转化为互补效应。鉴于地区的制度体系涉及到诸多层次与领域，相关政策可以将重点放在构建、设计特定的制度环境，使其能够与创新在拉动出口上形成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