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国际比较及我国商业银行的对策研究
一、 引言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入篮可以进一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化我国的金融市场改革，降低货币错配风险，给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企业经营形势的持续恶化，服务并依附于实体经济的银行业也出现了不良资产加速上升的态势，截至今年9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1 863亿元，比2014年年末增加了3 437亿元，增幅达40.8%，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59%，同比增长37%。为了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主要筹集者和供给者，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大幅增加且信贷资产质量也受到质疑，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因此，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对践行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关于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崔红宇和盛斌（2011）构建了关于银行危机救助的两阶段模型，得到政府在面对商业银行清偿能力危机时救助与不救助的抉择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有关。谭劲松等（2012）从政府职能在中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激励与约束视角入手，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回答政府与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是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李斌和刘玉平（2014）实证研究了不良资产各项指标对上市银行价值的影响，对中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进行比较。吴晶妹和范瑾（2015）从商行自身、体制机制、监管、法律及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等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商业银行健康稳定发展。
回顾已有文献，我们发现现有关于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研究缺乏国际比较，并且几乎没有文献分析当下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商业银行不良贷利率之间关系。事实上，不良贷款的增加，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不良贷款已经成为银行业面临的共同课题。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银行不良贷款率国际间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各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动趋势以及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通过实证分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和如何更有效处置不良信贷资产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建议。
二、 各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比较
不良贷款率指的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表1给出了1999年～2014年我国不良贷款率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不良贷款率的情况。
从纵向上看，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历经由高到低不断下降的过程。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2004年之前一直处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国际警戒线10%之上，但是自2004年起，尤其在全球次贷危机之后，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下降，2007年～2014年间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92%，表明我国银行的信贷资产风险较低，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商业银行在资产剥离、改制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完成后经营状况明显好转，信贷资产质量显著改善，此外商业银行还加快信贷投放速度，社会融资规模逐渐增加，有利于经济缓慢复苏，令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
从横向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次贷危机后，普遍遭遇了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阶段。首先，美国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之后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16%，然而这一数值在1999年～2006年间仅为1.03%，不良贷款率上升了206.8%。英国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在次贷危机后上升了36.2%；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在次贷危机后分别下降了14.5%、35.5%、53.5%、90.2%，其中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降幅最大。其次，发达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随着全球次贷危机爆发而上升，随着次贷危机影响消除而逐年下降。
在金砖五国中，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次贷危机后显著低于其他四国，2007年～2014年间，俄罗斯、南非、巴西和印度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18%、4.09%、3.25%和3.02%。其中，俄罗斯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最高，主要原因有：俄罗斯在行政政策上过分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致使内资银行失去了从高效率的外资银行吸取先进的管理经验的机会；银行业务较单一，缺乏创新，营收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由于利息收入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导致俄罗斯银行的收入不稳定；信贷市场表现低迷，银行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银行外债规模大，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
印度银行业在2007年～2011年间不良贷款率年年低于3%，但是从2011年起GDP增速下降，导致投资减少，银行业整体增长减缓，盈利能力减弱，从而导致了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率年年上升。在应对连年攀升的不良贷款率上，印度央行通过改变资产的准备金标准等来影响信贷增长，限制银行对于银行同业资产的持有，限制金融产品的创新等措施避免跨部门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巴西国内经济增速变缓，信贷水平已超过经济增长所能承受的能力，杠杆率水平整体偏高，潜藏系统性风险。巴西金融市场也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2014年以来货币大幅贬值，利率上升，许多外资银行退出巴西市场。此外，巴西银行业还加强了资本监管力度，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成本，进而抑制了银行业务的开展，盈利水平下滑，资产质量下降。以上种种现象显示巴西银行业正面临着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
根据南非储备银行发布的报告，南非银行业自2011年以来呈现出健康发展的势头，资本市值保持健康水平，资本流动性较强劲，继续沿着优质增长的道路前进。从数据上看，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9年起逐年下降，而2014年南非GDP增长率创下后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经济增长放缓将为银行业信贷资产恶化和不良贷款率上升埋下隐患。
三、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企业经营形势的持续恶化，银行业不良资产也随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期间，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至增速减缓的阶段，其中GDP季度平均增长率为9.28%，第一、二、三产业季度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99%、9.86%、9.78%，商业银行季度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21%。伴随经济规模的增长，货币供应量也大幅增加，2008年末的4万亿投资计划率先带动经济复苏，2009年始，GDP增长率以及第一、二产业增长率快速拉升，在经济上行期，企业信贷需求旺盛，银行流动性充足发展态势良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下降。自2012年始，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率连连上升。本文将商业银行按属性分类测算其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情况后发现，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平均为0.67%；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平均为2.64%；其他商业银行，例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依次为：1.16%，1.58%，2.53%。2008年第三季度之前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接近10%，之后快速下降，低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外资银行在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上优于其他类型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较强。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类型银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中设定了如下简单的回归方程：
我们将各类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结果由表2给出。从平均意义上看，季度GDP增长率变化1个百分点，会使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变化0.818、0.154、0.289、0.29和0.034个百分点，结果表明：一方面，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微弱，而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容易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剧烈变动；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方向与其他类型银行相反，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出逆经济周期变动的情形，反应出外资银行对冲风险的能力较强。与其他类型银行不同，由于外资银行更加遵守市场规则，不过多依赖宏观经济情况，因此宏观经济波动对于外资银行影响相对较小。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从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国际间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各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动趋势以及我国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发现：一些发达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随着全球次贷危机爆发而上升，随着次贷危机影响消除而逐年下降，由于我国银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快速下降的态势；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微弱，而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容易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剧烈变动。基于本文的分析，提出如下的建议：
（1）合理发放信贷，扶持新兴产业，抓住对冲存量风险的机遇。在经济处于上行期时，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虽然短期内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一些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向下调整的惯性仍然较大，但与此同时，国家出台大量政策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刺激新兴产业发展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并且积极调整宏观经济结构，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基本面有转好的趋势，这些外部经济环境为银行业对冲存量风险提供了机遇。
（2）开展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外资银行具有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适当发展外资银行的规模，可以调整和优化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增加我国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我国银行业还可以加强国际间合作，例如金砖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银行合作，达到金砖国家之间优势互补的效果，实现共赢发展。
（3）完善金融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在人民币纳入SDR后，许多国家会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并且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下，海外人民币结算等服务需求会大幅增加，需要金融企业优先走出去为企业提供海外金融服务，这些有利的内、外部环境为我国银行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应当减少政治因素对市场行为的干扰，通过市场力量规范银行业发展并建立适应不同层次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律。
（4）商业银行发展多元经营，扩大互联网业务范畴。商业银行应当顺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势，加大相关资源投入，多维度、多层次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这些业务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非利息收入，由于非利息收入不容易受到利息波动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稳定性较高，从而扩大了银行业的安全边际，增强风险应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