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视域下我国社会秩序危机及其重建研究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日常语言和主流媒体中，现代性一词频繁出现。现代性以其主体解放的姿态、以描绘的富裕的生活图景吸引着人们趋向于它。然而，现代性在允诺进步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现代性后果，如价值的虚无和社会的失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对当今我国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重建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一）从抽象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变革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首先存在于对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扬弃批判，尤其是针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更加彻底，在形而上学和抽象思维的变革上形成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主要力量的科学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不应该是强加先验规则给对象而来，而是必须是现实本身，从现实中探索思路。马克思还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有关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意即国家从本质来说不应该是被规定出来的，而是应该在市民社会中找寻，不用在意理性，市民社会成为其现代化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解构人类的视野和意识，将抽象理性转化为变化的实践理性的世界，从而使其现代性思想确立了实践理性的理论立场。
（二）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克思把人的本质问题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尺。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看作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人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先验主体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解。在另一方面，黑格尔把劳动作为人类自我保障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批判黑格尔将劳动作为一个抽象的精神劳动，明确了关于劳动的精华。此外，明确反对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本质，费氏的观点是出于人的本性，而马克思除了批评它的历史，还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的错误观点的现实，“人本身是其单一的个体抽象的精髓；在其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从资本的现代性转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逻辑发展起来的。他立足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剖析。马克思在《资本论》这本书中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的逻辑，导致了现代性奴役。由于资本占据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位，这使得在资本的奴役下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工具的轴向位置；使科学和技术也渗透到资本的意志中，发挥了“思想”的作用；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资本的附属物。
总之，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局限性，提出建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
二、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秩序危机
（一）“马太效应”凸显
现代性在中国的加速推进，是以市场经济为契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市场法则的普遍盛行使得“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化为最多数人民的福利而是流向了少数人，这种经济上的“马太效应”也引起了社会问题的突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试图利用国家意志将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与广大的利益受损群体隔开，独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阶层开始固化，社会流通渠道逐渐堵塞，弱势群体开始由“经济贫困”转向“社会贫困”，从而导致社会风险的骤然增加。各种越轨行为的频繁出现，社会不满情绪的泛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工具理性僭越
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现代工具理性意味着胜利是不理性的。我们从目前来看社会，工具理性被价值理性的扩张掩蔽了光芒，使其变得日益模糊。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工具理性统治的人成为工具，降低了自身的价值存在属性，成为了机器没有感情。将自身降低到和材料相同的水平，人的主体被忽略，并悬浮，人类价值最终归沦为和物相同的价值。当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试图使理性走向反人类发展的“反理性”时，就会引起人的异化。在工具逻辑的主导下，功利主义猛烈冲刷和侵蚀着人性向善的根基，它造成了人的扭曲和“异化”，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三）道德危机蔓延
在现代视野，意识和个人主义的亮点无疑是现代社会个人自由最显著的特点大致经历了一个“身份”到“契约”革命性的变化，彻底打破了对个人约束和监管的传统社区。个人主义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意识，情感荒漠化的整个结构为成为现代的标签。个人主义的快速扩张逐渐消解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齐尔格特?鲍曼曾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流行着陌生人，同时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普遍陌生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陌生人之间一个陌生人，也是我们自己。“熟人社会的相对温暖，陌生人在很大的关系上疏离普遍紧张和情感层面充当了社会更多的性能。
三、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三重维度
（一）信任是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
反观当下的中国，随着“熟人社会”的解体，严峻的信任危机正在整个社会空间弥散，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一是社会的诚信，二是政府的公信力。是近年来尤其糟糕的是，伴随着一系列公共事件，许多地方政府正在不断受到公众信任的质疑，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政府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信任墙”。诚信在社会中的损失，对社会是很危险的：政府将缺乏公信力，社会凝聚力将会丢失，人们将在相互猜疑的恶性循环互害。缺乏政府的公信力，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充满重重困难，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全过程，甚至威胁政治稳定。关键的一步，政府应该首先努力建设公开透明的公信力，并带领百姓进入“社会的信任。”
（二）共识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软环境
麦金太尔指出：“一致性的损失是现代性最深刻，最危险的危机。”共识反映了社会大多数人追求的具体价值，它是维护社会的精神支柱，让社会良性运转。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混乱，歪风邪气的现代化之旅，是缺乏对外部表现形式的社会共识。我们要团结在社会共识前，防范社会失范，重塑传统的现代价值非常重要。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为全体中国人提供形而上学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李光耀说：“迅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探讨未来，而不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与过去决裂，我们应当有一个深深的焦虑，传统的丧失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精神发展的文化意识“，构建了新的共识。
（三）制度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本
一定的制度决定着一定的社会秩序。
从以往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每一个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冲突风险与转型发展并存。关键的问题是不是抑制和消灭冲突，而是主动化解矛盾，将其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手段。为了摆脱很长一段时间对“维稳”的心态，应该征求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社会制度。“系统的存在是减少的人的互动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相互确保行为可预测的社会制度。目前的“社会动乱”普遍，往往是社会制度的“缺位”，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出现“越位”。当务之急是转换积极思维的顶层设计，实施，完善和创新社会制度，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平衡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调节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社让会和谐有序，促进社会秩序的重建。（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上一篇：生态与马克思主义
- 下一篇：浅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