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011年，北京市平谷区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平谷”的目标。可见居民的幸福感已经受到政府关注。哪些因素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关系呢？本文以北京市为例，以人口统计学因素为切入点，建立有序Probit模型探索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建议。
二、文献回顾
Diener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综合了生活质量和心理情感两方面。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Diener，1984）。我国学者邢占军提出体验论主观幸福感，认为主观幸福感应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通过知足充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十个维度测量我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邢占军，2003）。
有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30余年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而提升。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走势（理查德?伊斯特林， 丁云， 么莹莹，2013）。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经济增长时期明显提高（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2012）。
关于人口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研究。刘军强等人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发现18-30岁、70岁以上两个年龄群体的人更感到幸福，中间年龄的人较不幸福，即不同年龄影响下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呈U型（刘军强，2012）。学者们的研究普遍发现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黄志良，2003；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2012）。但也有研究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质疑。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婚姻是预测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刘军强，2012；赵谦，2013）。研究表明高学历者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蔡琼华， 肖央，2007；陈卉， 邢赛春，2009）。金江和张奎的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观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金江等，2011）。
文献综述后，笔者发现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婚姻状况在不同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稳定。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三、描述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2月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北京市绿色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调查。调查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800份，其中有效研究样本为580份。
样本居民性别分布基本合理，年龄以青年为主，大部分为已婚人士，教育程度集中在本科和大专以下学历，以北京本地户城镇籍居民为主。
四、实证分析
抽样调查所得主观幸福感的结果是北京市居民对“如果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你会为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几分”题目进行的选择，选项从1-10分别表示及不幸福――十分幸福。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SWB），自变量为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由于选项间存在从低到高的特征，因此选择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设回归方程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在9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主观幸福感与其负相关，男性的幸福程度更低。从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其他变量来看，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表3的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居民并没有感到“十分幸福”，其选择比例分别下降了2.45%、2.59%、2.08%。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工作事业中需要承受的压力挑战导致其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学者的研究指出：伴随着美国职场中女性比例上升，女性幸福感正逐渐下降，间接验证了男性因为职场中的压力较大导致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男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与女性相比更多，也是引起男性幸福感低于女性的原因之一（王伟，2013）。本研究所得结论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果及建议
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笔者发现性别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女性幸福感水平高于男性。但是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对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想要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更加关心职场中男性员工的压力状况、工作情绪入手。通过建立减压中心，开设焦虑咨询热线，使男性员工能够享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同时丰富企业内部的文体活动，根据员工兴趣成立俱乐部，有效排解工作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