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影响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8.0061引言
负面新闻指对社会负面题材事件的新闻报道，即与现行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新闻报道（王晓晓，2013）。新闻报道应为受众描绘真实、全面的社会图景，保证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负面新闻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但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间矛盾不断，社会负面事件频发；另一方面，新闻舆论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新媒体得到发展，负面新闻报道量激增，再加上部分媒体不得当的报道方式，使得负面新闻很容易在无形中影响受众的情绪和认知，导致受众“社会信任感严重下降” （王丽萍，2011；赵岭梅，2005；周瑞，2011）。因此，本研究将探讨阅读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以往关于负面新闻对受众人际信任影响的研究，多局限于现象描述，起初研究发现负面新闻报道会影响社会公信力（曹爱民，张正其，张雪梅，2012），后来进一步研究发现，负面新闻的泛道德化报道不仅会蚕食社会互信状况，而且多在维护道德的名义下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道德创伤，导致信任和道德的双重危机（汤景泰，张曦，2012），因而研究负面新闻的道德属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尤为重要。但负面新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该如何加以量化以进行实证研究呢？辛自强和辛素飞（2014）在其研究中对负面新闻内容进行操控，利用同一新闻情景，编制成单一社会身份和多重社会身份的两则实验材料，研究被信任者社会身份的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而且李强和苏慧丽（2014）的研究指出，负面新闻报道对受众的情绪唤醒度更高，会引起主观判断的偏差，并且受众常常以自身道德标准评判负面新闻，因而阅读负面新闻时，更多地是诱发出受众的道德情绪。因此，本研究提出以道德情绪来量化负面新闻的道德属性。此外，辛自强和周正（2012）的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1998年至2009年间显著降低， 相比1998年， 2009年时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了 119 个标准差。因此，本研究拟针对大学生群体阅读负面新闻对自身人际信任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两个假设：
H1：负面新闻的道德属性可以用道德情绪加以量化。
H2：负面新闻影响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阅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将使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
以往关于负面新闻影响人际信任心理机制的直接研究较少，多间接地研究负面新闻对受众的影响，如受众的道德情绪，并在道德情绪与移情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Haidt（2007）认为受众的道德情绪影响移情，以其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为基础，他认为移情激活利他， 感激促使互惠， 道德情绪放大了道德直觉的机能，加强了履行当前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Hoffman认为虚拟内疚是道德情绪的一种，是移情性悲伤与认知归因相结合的产物（乔建中， 王蓓， 2003）；Leffel，Fritz和Stephens（2008）等则认为受众的道德情绪和移情需要同步激活，才能形成对他人的信任感。此外，郑信军和何佳娉（2011）发现，道德情绪诱发事实上是很难真正撼动作为个体稳定特质的倾向性的人际信任的，而且移情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道德情绪与情境性人际信任的关系。尽管以往研究在道德情绪与移情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一定争论，但是仍可得出一致的结论：负面新闻通过影响受众的道德情绪、移情，进而影响其人际信任水平，而且此时的移情多为情境性移情，此外，从其他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道德情绪可能是认知归因和移情结合的产物。
8期熊梦辉石孝琼等： 负面新闻影响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
负面新闻会影响受众的认知，并集中表现为固有认知。Iyengar（1991）认为阅读负面新闻时，受众往往会对其行为进行内部归因，而同类事件的归因一致便会导致人们对此类人员和机构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胡衬春（2004）在探讨新闻报道的负面影响时，发现受众在认知新闻事实的过程中，其头脑中形成的事件图式、行动图式、观念图式早己存在。而且，受众在阅读负面新闻时，也往往存在刻板印象，易根据头脑中已有的图式，对事件做评判。赵岭梅（2005）认为受众在解读新闻的过程中， 固有的认知加工过程， 易使其对信息出现误读甚至异化。从以往研究可以看出，受众的认知是其在长期阅读负面新闻中形成的固有认知，单一负面新闻难以产生影响，而道德情绪是移情和归因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乔建中， 王蓓， 2003），进一步提示负面新闻影响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可能为移情和归因方式，但以上研究只体现出负面新闻对受众移情和归因方式的影响，而且仅提到移情在一定程度上干扰道德情绪和人际信任的关系（郑信军，何佳娉，2011），因此，为明确移情和归因方式是否是负面新闻影响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必须明确移情和归因方式是否与人际信任存在一定关系。
内外控归因方式和移情能显著预测人际信任总分，即个体越外倾、移情的能力越强， 则人际信任水平越高（郑信军，何佳娉，2011）。归因方式显著地影响人际信任的水平，内控归因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正相关，即越是内控倾向的个体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孔繁昌，周宗奎，2008）。由于以道德情绪划分的负面新闻并非连续变量，因而把负面新闻作为阅读背景，建立一个负面新闻情景下的人际信任模型，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在负面新闻情景下，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为移情和归因方式，并且移情在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水平间起中介作用。
因此，对武汉市三所大学的1189名大学生进行实验，研究负面新闻是否影响人际信任，并在实验后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负面新闻情景下关于人际信任的移情中介效应模型。
2实验：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21实验目的
以道德情绪划分负面新闻，考察诱发不同（正性/中性/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以验证H1和H2。
22实验方法221被试从武汉市抽取A大学（348人）、B大学（488人）、C学院（353人）共1189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性667人，女性522人。各年级分布为，大一350%， 大二233%，大三318%，大四86%，研究生及以上13%。
222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负面新闻诱发的道德情绪属性，包括正性、中性和负性三个水平，因变量为人际信任得分，被试随机分配。
223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情景故事法的实验范式，每组实验组均先呈现自编的负面新闻材料，然后要求被试依据阅读负面新闻的感受，通过道德情绪问卷对道德情绪进行评估，最后填写人际信任问卷。
224实验材料
（1）负面新闻材料
负面新闻并非通过内容直接影响人际信任，而是由其诱发的道德情绪间接地影响人际信任（郑信军，何佳娉，2011）。故以是否见过这类新闻和诱发的道德情绪为筛选依据，从《南方都市报》挑选出既能诱发相应道德情绪，被试又不熟悉的3则负面新闻，其中“少女救人而溺水身亡”为诱发正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汶川地震使云南部分地区房屋倒损”为诱发中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宰杀死猪”为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
（2）对负面新闻中道德情绪的评定
依据郑信军、何佳娉（2011）测量道德情绪的道德情绪标识词，形成3个不同的问卷。其中，诱发正性道德情绪组的被试在正性道德情绪评定问卷中评估，有“崇高”、“感动”2个条目；诱发中性道德情绪组的被试在中性道德情绪评定问卷中评估，有“崇高”、“感动”、“愤怒”和“无耻”4个条目；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组的被试在负性道德情绪评定问卷中评估，有“愤怒”、“无耻”2个条目。3个问卷均采取6点计分，从“无”到“非常强”计0～5分，以评定给定情绪标识词的强烈程度，得分越高，评定的道德情绪越强烈。
（3）人际信任的测量
采用程?B（2012）编制的陌生人信任问卷，共包括32个条目，其中条目1、2、6、8、11、12、14、15、16、22、23、27、28、29、30、31等反向计分，其他条目正向计分，问卷由风险控制度、人性乐观度、助人倾向度、社会认可度、损失接受度五个维度组成，采取5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1～5分，得分越高，陌生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较好，量表原始信度和各个因素的原始信度均在 070 以上，原始结构效度也较好，各因素间的相关程度较低，各因素与总分的相关程度较高（程?B，2012）。在本研究中的信度（α系数）为074，并且在问卷调查部分，把正向计分条目相加形成正向人际信任变量，反向计分条目相加形成负向人际信任变量，以建立人际信任模型。
23结果与分析
231负面新闻诱发道德情绪的效果评估表1负面新闻的诱发情绪评定
正性情绪负面新闻（n=474）崇高感动中性情绪负面新闻（n=314）崇高感动愤怒无耻负性情绪负面新闻（n=401）愤怒无耻M±SD384±105386±108118±145148±154117±153079±138379±127382±121
如表1的结果显示，“少女救人而溺水身亡”的负面新闻诱发的“崇高”（M=384， SD=105） ，“感动”（M=386，SD=108），得分均大于3，较好地诱发出正性道德情绪。同理，“宰杀死猪”的负面新闻较好地诱发出负性道德情绪。而“汶川地震使云南部分地区房屋倒损”负面新闻的“崇高”（M=118，SD=145），“感动”（M=148，SD=154），“愤怒”（M=117，SD=153），“无耻”（M=079，SD=138），得分均远远低于3分，即感受到四个情绪的程度非常低，较好地诱发出中性道德情绪。
因此，道德情绪能作为划分负面新闻的依据，而且“少女救人而溺水身亡”“汶川地震使云南部分地区房屋倒损”“宰杀死猪”的负面新闻分别诱发出正性、中性和负性的道德情绪，因而，验证了H1。
232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表2各实验组数据分布情况
诱发不同道德
情绪的负面新闻nM SD正性道德情绪474260036中性道德情绪314258041负性道德情绪401251042以具有不同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发现负面新闻的主效应显著，即F（2， 1186）=474，p<001，η2=001，说明阅读不同的负面新闻对受众的人际信任存在一定影响，需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诱发正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与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MD=008，p<005），诱发中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与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MD=007， p<005）各组均值之间的差异显著，而且在人际信任水平得分上，诱发正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组显著高于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组，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组显著低于诱发中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组。因此，阅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将更可能使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因此，验证了H2。
3问卷调查：负面新闻情景下的人际信任模型31被试
与实验共用同一批被试。 32新闻材料及问卷调查程序
与实验中所用的新闻材料相同，在实验完成后，继续对被试进行问卷调查，让被试完成移情问卷和归因量表。
33测量工具
331人际信任的测量
与实验中所用问卷相同。
332移情的测量
采用赵会青（2010）编制的大学生移情问卷，共包含22个项目，由认知移情、情感移情和行为移情3个分量表组成。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1～5分，总分110分，得分越高，移情水平越高。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同质性信度为084， 分半信度为082），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也较好（赵会青，2010）。在本研究中问卷信度（α系数）为087。
333归因方式的测量
采用Lefoout等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量表由学业成就归因和人际关系归因因素组成， 均有能力、努力、运气、情景4个分量表， 共计48个题目。本研究选取人际关系归因的试题， 共计24个题目。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 1为“很不同意”， 5为“很同意”，其中能力和努力2个分量表测被试的内控性归因方式，运气和情景2个分量表测被试的外控性归因方式，量表总分是外控分数减去内控分数， 得分越高， 外控性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8，重测信度为 070，聚合效度为 062（吴雪洁，2011），在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α系数）为080。
34结果与分析
341移情、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对移情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移情与人际信任呈显著的正相关（r=027，p<001），即移情水平得分越高，人际信任水平得分越高；对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r=-011， p<001），即外控性归因得分越高，人际信任水平得分反而更低，也就是说，越把负面新闻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因素，认为自身无法改变，则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而对移情与归因方式进行相关分析，则发现移情与归因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r=-017， p<001），即移情水平得分越高，越倾向于对负面新闻发生的原因做内控性归因。也就是说，受众移情水平越高，越认为负面新闻事件的发生是由自身可以控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移情水平越高，归因方式越倾向于内控性归因，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342人际信任模型
为建立负面新闻情景下的人际信任模型，运用AMOS17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但由归因方式、移情和人际信任等变量建立的人际信任模型，其各项拟合指标未达到统计学标准，同时由于归因方式得分是外控分数减去内控分数，故进一步把归因方式分为内控性归因和外控性归因，而人际信任量表有正向计分项，也有反向计分项，故进一步把人际信任量表中的正向计分相加形成正向人际信任，把人际信任量表中的反向计分项相加形成负向人际信任，最后根据内控性归因、外控性归因、移情、正向人际信任和负向人际信任等变量再次建立模型，得出的整合模型（见图1）拟合更好，其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21568，NNFI=093 ，IFI=095，CFI=095，RMSEA=007。如图1的模型显示，内控性归因对移情（r=043， p<001）和正向人际信任（r=024， p<001）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移情对正向人际信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r=059， p<001）， 则移情在内控性归因与正向人际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外控性归因对移情（r=-014， p<001）和正向人际信任（r=-019， p<001）都产生负向影响，移情同样在外控性归因与正向人际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如图1模型显示，移情对负向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r=-013，p<001）， 而内控性归因对负向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移情在内控性归因与负向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且，外控性归因对负向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026， p<001），移情在外控性归因与负向人际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内控性归因通过移情的部分中介作用，促进正向人际信任水平，而外控性归因通过移情的部分中介作用使正向人际信任水平下降，却使负向人际信任水平提高。因此，移情在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水平间起到中介作用，验证了H3。
4总讨论
41负面新闻诱发的道德情绪效果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在负面新闻环境下，个体的人际信任是否会受到影响。但负面新闻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难以进行量化。郑信军和何佳娉（2011）的研究表明，不同性质的材料对人们情绪的产生不同的影响，且与材料内容关系不大，所以我们编制了3条不同性质的新闻来诱发道德情绪，结果表明诱发效果较好。因而道德情绪可以用来量化负面新闻，如在本研究中，负面新闻能很好地诱发负性情绪（M=384， SD=105），因此可以进一步利用道德情绪，探讨负面新闻与人际信任的关系。本研究结果与郑信军、何佳娉（2011）用视频短片诱发道德情绪的效果相似，这说明材料启动实验在研究抽象概念中具有重要作用。
Han，Lerner和Keltner（2007）认为，在情绪活动过程中，对个体与情境关系的认知性评价比情绪本身更会影响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倾向。而郑信军和何佳娉（2011）认为不同的情绪对不同的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像愤怒这样的负性道德情绪可能更容易带来行动的倾向性的变化而非深层认知或态度的变化。在本研究中，诱发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通过影响归因方式，进而影响人际信任，这与上述观点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情绪与情境的认知性评价哪个更能影响个体的行为，即情绪、认知性评价在影响个体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对情绪、认知和行为三者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42人际信任的双重特性
人际信任具有稳定性和情境性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信任是在长期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特质；另一方面，信任可能依赖于信任双方的人际距离和熟悉性，还会受到特定情境和社会环境所引起的情绪的影响，所以是一种依不同情境而变化的暂时反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诱发正性、中性和负性不同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条件下的被试的人际信任之间的差异显著，即F（2， 1186）=474，p<001，η2=001，说明阅读不同的负面新闻对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一定的影响，情境的差异诱发了不同的道德情绪，人际信任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而即使信任危机越演越烈，人们的信任水平越来越低，但人际信任状况仍然表现出明显的情境性。这似乎表明新闻工作者可以从报道的情境性描述等方面着手来唤起大众的信任，从而提高人们的信任水平。
负面新闻在影响人际信任的过程中受到归因方式和移情的影响。其中内控性归因通过移情的部分中介作用，促进正向人际信任水平，而外控性归因通过移情的部分中介作用使正向人际信任水平下降，使负向人际信任水平提高。归因方式与移情因素作为个体的特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较不易改变，所以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也不大容易改变。但在面对负性事件时，情境性归因和情境性移情会受到很大影响， 而负性情绪偏向的观点认为人们会普遍倾向于注意负性情绪（崔芳，罗跃嘉，2009；Vaish，Grossmann， & Woodward，2008）。这也说明负面新闻报道会备受关注并且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一个好的社会信任状况很难建立，但要打破它却非常容易，社会信任建设任重而道远。
43移情、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移情与人际信任呈显著的正相关（r=027，p<001），说明在阅读负面新闻后，个体的移情水平越高，则其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这与Feng，Lazar 和 Preece（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表明归因方式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r=-011， p<001），外控性归因得分越高，人际信任水平得分更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孔繁昌， 周宗奎，2008；吴雪洁，2011）。以往研究的对象是青少年，本研究的对象是大学生，结果一致说明大学生与青少年归因方式在人际信任中的作用一样。而且，本研究中个体可能在阅读负面新闻后，当其倾向于将负面新闻产生的原因当做情境或运气等外控性归因时，就会觉得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在人际交往中，就会更少的依靠他人和环境，提高对外在因素的警惕以远离危险，甚至躲避与外在因素可能有关的人群或个人，久而久之，个体就会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人际信任水平自然就会下降。
44人际信任模型
本研究的人际信任模型建立在负面新闻情景下，结果发现移情具有中介效应。从人际信任模型（见图1）来看，内控性归因通过移情水平的部分中介作用，促进人际信任水平，而外控性归因通过移情水平的部分中介作用使人际信任水平下降。以往研究表明移情可以显著影响感恩归因（陈姣，2014），移情也可以显著减少攻击行为（应贤慧，戴春林，2008）。结合归因方式对人际信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点，可以发现，负面新闻通过归因方式和移情水平来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在阅读负面新闻之后，内控性归因的个体觉得事件是可预测的，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受个体移情水平的影响，会使个体更容易知觉和体验到他人的感受，与他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人际交往中，会主动地与他人进行交流，自身的人际信任水平也可能相应提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研究发现负面新闻的道德属性与人际信任存在一定关系，并创造性地把道德情绪作为负面新闻的划分依据，考察了诱发不同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并证实影响存在。此外， 还发现相对于诱发正性和中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可能更容易使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这一结果说明，并非阅读所有的负面新闻都会使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并且能对媒体如何报道负面新闻给予一定指导，如在保持客观事实的前提下，适度控制负面新闻中的负性情绪， 深入挖掘负面新闻中的正面细节， 调动受众的正性阅读情绪等等；另一方面，本研究发展了人际信任模型，进一步研究负面新闻情景下的人际信任模型，并发现移情在归因方式影响人际信任上起中介作用。故在缓解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消极影响时，可结合归因训练和移情训练。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虽然证实阅读诱发不同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有一定影响，但其方差分析的效应量较小。而且尽管发现相对于诱发正性和中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使人际信任水平下降，但诱发正性和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间，诱发中性和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间的平均数差异量虽然显著，但都较小；另一方面，尽管发现移情在归因方式影响人际信任上起中介作用，但该人际信任的移情中介效应模型是通过把归因方式分为内控性归因和外控性归因，把人际信任分为正向人际信任和负向人际信任间接建立的。而且，该模型只是把负面新闻作为研究背景，并未直接加入负面新闻这一变量。因此，对于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和该结构模型，今后均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检验。
5结论
（1）阅读诱发正性、中性和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受众的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并且相对于诱发正性和中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阅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将使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
（2）在负面新闻情景下的人际信任模型中，移情具有中介效应。阅读负面新闻时，受众所固有的归因方式通过移情的中介作用对人际信任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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