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化语用信息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194-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5
1 . 语篇文内语境下的两性形象
欧内斯特?海明威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迷惘的一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作品在美国和全世界都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海明威作品中最为知名的无疑是他的“硬汉”形象，这些冷漠、坚强、永不服输的男性“硬汉”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喜爱，但也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广泛质疑。人们批评海明威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漠视和敌对情绪。“海明威的小说带有很强的男性意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始终处在男主人公的阴影遮蔽下，成为没有话语权利的傀儡”（隋燕，2003），这些女性形象：“个个像温驯的小猫，为‘硬汉子’的存在而存在，没有自己独立的性格，甚至不会发表与‘硬汉子’不同的意见。”（董衡巽，1997：121）甚至有人将海明威称为“男性沙文主义的猪”，认为他“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及《第五纵队》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妇女的敌对意识。……海明威的作品一直具有这种倾向。”（Wilson， 1978： 130）那么，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他对于女性是否存在着蔑视和敌对情绪呢？
仅从作品内部语境来看，海明威的确不是一位尊重、崇拜女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也从不使用女性视角，也见不到劳伦斯式的对女性的热情礼赞。但本文认为，分析一个作家作品的性别意识，不能仅仅以其表象进行判断。《金瓶梅》中有大量描述女性美的片段，但那不过是男性欣赏、物化女性的一种体现，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充斥着对男权秩序的尊重和膜拜，即便在许多为女性主义认可的经典文本中，也往往存在男权话语的痕迹，如《简爱》中被遮蔽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海明威自己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最难处理的是女性人物，当别人批评没有你所写的这种女人时，你千万不要担心。那只表明你的女性人物不同于他们的女性人物。”（Hemingway， 1989： 134）所以仅仅给海明威贴上男权话语作家的标签无益于深入理解他的作品和创作思想，重要的是分析其作品的形象建构模式，探索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并进而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2 . 文化语境中创作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被模式化和抽象化的，从作用上看，往往只是男性形象的对立“参照物”，他们的作用是辅助、衬托、完善男性形象，有时，她们甚至是以缺席的方式出现，如海明威最为著名的中篇作品《老人与海》。海明威对于女性形象的回避和冷漠，可能需要从他的个性心理及创作心态上来分析。
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的一个医生家庭。海明威的母亲格雷斯是个虔诚的公理会教徒，热衷于女权主义，个性独立，性格刚强，是家中主事的一方。相比之下，海明威的父亲虽非柔弱之辈，但在家中的重要事务和子女教育上，都只起陪衬作用。在海明威的幼年时期，格雷斯一直开玩笑似地要把他当作他姐姐玛赛琳尼的双胞胎妹妹来养育，她让海明威无论在发式还是穿着上，都与姐姐保持一致。她甚至还给海明威取了Ernestine这样一个女孩的名字。如果按照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来看，海明威这样一种男扮女装、性别倒错的童年，实际上是一种“创伤性回忆”，对海明威的一生及其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格雷斯的培养方式，海明威的父亲并没有进行正面抗争，但他经常带海明威去参加些男孩子应该参加的活动，培养了他的男人气质。但对于海明威来说，在性别意识上其实一直存在着冲突，即由母亲而来的女性化改造和由父亲而来的保持男子气的反抗。从海明威的行为和创作来看，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他的心理形态中存在一种执拗的反抗意识。比如他对于死亡往往怀着深深的恐惧，但为了反抗这种恐惧，他往往故意使自己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两次前往世界大战的战场，到西班牙看斗牛，去非洲打猎，都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死亡的反抗意识。同样的，海明威在生命和创作中的许多过于男性化的表现，实际上很可能都是出于一种对“阉割恐惧”的反抗和维持自身男性特征的努力。
在海明威的许多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以缺席的方式出场的。比如《老人与海》，这个隐喻人类生存和未来的重要作品中居然没有女性的痕迹，这明显体现了海明威对于女性力量的恐惧，为了保持男性主体意识的尊严，“硬汉”们往往极力排斥女性的存在。“女性在此典型的硬汉子文本中的缺席，恰恰显示出现代女性作为一种消解男性主体的力量的强大，正因为其强大，海明威和他的硬汉主人公才竭力要把她们放逐到男性主体神话的文本之外”（于冬云，1999）。
而在女性得以出场的作品中，这些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理想女性”和“非理想女性”。所谓“理想女性”实际上是男性欲求中的女性，她们美丽、温驯，也是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天使”，如《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以及《过河入林》中的雷纳达等。她们代表了男权社会对完美女人的渴望，“她们是纯洁的，无私的，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只懂微笑和同情”（陈顺馨，1995：14）。她们或是像玛丽亚那样，一心想照顾好男人，愿意为他们做一切；或是像凯瑟琳那样，“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只为男性的需求而存在；或者像雷纳达那样，作为男性的倾听者和同情者，给予男性以安慰。作为文学形象，这些女性往往缺乏个性变化和主体诉求，只是作为男性的工具和陪衬而存在。 但对于海明威来说，这类女性不仅是他男性欲望的透射，还代表着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有人曾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的回答是“不愉快的童年。”（董衡巽，1985：101）母亲的阳刚和跋扈以及后来父亲的自杀使他对家庭的温暖失去了信心，但也因此，他对理想的家庭生活存在异乎寻常的渴望。而他的四次婚姻同样没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安宁，所以他作品中的理想女性不仅仅是欲望对象，也是母性的象征。比如《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她当然有对男主人公亨利驯顺、服从的一面，但她其实在人生阅历上比亨利更丰富，性格上更成熟。可以说，她是亨利爱情上的导师，是亨利与“武器”永别的动力来源。对于男性来说，这样的女性形象代表着家，这里没有冲突、没有暴力，只有温柔和抚慰。实际上，这就是男性重回母体，重回襁褓的精神隐喻。
3 . 文化语境中时代背景下的理想女性
海明威作品中的“非理想女性”形象还可以进行细分，一种就是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妖女”。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海伦等。她们是诱惑的，不道德的，危险的，她们威胁男性的存在，压制他们的个性。这无疑是男性对于女性力量恐惧和隐忧的折射。而另一类，即所谓“中性女性”。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比拉尔、《伊甸园》中的凯瑟琳等，她们独立自主，有着刚强的意志和独特的个性，不依赖男性，也不试图去引诱或毁坏男性，她们不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但也不是威胁，她们唯一威胁到的，是男性至尊的主宰地位。这些所谓的“中性女性”，实际上是随着时代变迁出现的新女性代表。
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之后，妇女走出家门，地位产生了很大变化。20至3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妇女逐渐取得了平等的选举权、经济权，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一些先锋女性对传统女性的道德价值规范采取了叛逆的姿态，她们穿短裙、留短发、打高尔夫、开汽车、吸烟、喝酒、跳舞，而许多现代女性虽然没有采取这么激进的方式，但在价值观念上，与传统女性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她们参加工作，经济独立，不依附男性，渴望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些人被称为“新女性”。这些不可能不对海明威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
上世纪20年代，海明威在巴黎开始创作。当时的巴黎女性主义盛行，许多先锋女作家和女艺术家们在巴黎崭露头角，海明威文学上的导师葛楚德?斯坦因就是其中一位。另外，海明威的四任妻子也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女性。哈德莉喜爱旅行、滑雪，波琳是法国《时尚》杂志编辑，玛莎是个新闻记者，而第四任妻子玛丽?威什则是《时代》杂志记者。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海明威一方面排斥、贬抑女性，喜欢“硬汉”式的男子气概，塑造温柔、顺从的“理想女性”，以此来对抗母亲所代表的强势女性力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对新女性表示欣赏，他总是与她们陷入爱河，又总是在作品中对她们表达真正的敬意。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样的女性才是海明威心目中真正的“理想女性”。但男性主人公受到她们的吸引后，却又不甘心失去自己的男性气概和主导地位，总是试图将她们规范或是驯化成“天使”式的女性，这就最终造成了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破裂，所以在海明威笔下，美好的两性关系从来都无法走入家庭的圣殿，《太阳照样升起》《远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莫不如此，这些两性关系的悲剧无疑是海明威对于两性关系缺乏信心的体现，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恐怕也暗喻着男性关于女性的理想――母性与欲望的完美合体――的无法实现。
4 .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品的文化信息为读者解读文本构建了宏观语境，将读者从文内语境中解放出来，从作品外部丰富多元的文化信息出发，更深入全面地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传达的信息。本文从文化信息中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创作背景出发，对海明威作品中的理想女性和非理想女性进行了分析，一改对作者女性角色塑造的诟病，透过现象揭示作者作品中女性人物塑造的创作根源以及他对两性和谐关系的渴望及其独特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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