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6-0065-05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与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建设一个更公平、更稳定、更和谐的社会[1]。然而，对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显示，农民工职业教育长期存在着参与意愿比较高，实际参与比例较低的“落差”现象。一方面，大量的实证调查显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职业教育及培训持积极态度，表示愿意或需要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在60%～70%之间；另一方面，实际参与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却普遍在20%上下[2][3]。对于这种高培训意愿、低培训率的困局，研究者们大都从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及教育资源的供给等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导致农民工职业教育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困局，除了制度因素之外，作为职业教育主体的农民工，个人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与评价同样也在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职业教育与农民工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导致农民工不愿接收职业教育培训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制度、学校、农民工个体三个方面的影响[4]。对于农民工个人及家庭因素的讨论并不多，概括来说，则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与?M意度以及农民工自身对于改变现状的决心。
在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方面，许多学者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认为，农民是否愿意为培训付费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与培训成本的比较。农民的培训参与成本在该模型中是确定的，但是由于农民的自身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参与培训的预期收益无法确定，由此导致农民不愿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5][6]。然而，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不确定性问题并不能够对职业教育培训实际参与率比较低作出充分解释。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以及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农村职业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7][8]，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在收入及社会流动方面肯定要优于那些没有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因此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即使不确定，但基本上也会高于参与成本；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收益无法解释学历教育的参与率问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同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在同等条件下，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样，其预期收益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学历教育的实际参与率要远远高于职业教育。因此，笔者认为，导致职业教育实际参与率低于参与意愿的原因并不在于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而是在于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本身就存在着较低的收益预期。与学历教育主要传授理论性知识与方法论不同，职业教育是为了向学生传授一门实用的技术，例如烹饪、汽修、机械操作等。根据布雷弗曼的技能剥夺（Deskilling）理论，劳动工人的个人技术或工匠精神在大规模工业化与自动化生产的时代逐渐被机器取代，劳动工人日益成为一个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个体[9]。农民工即使可以在职业培训学校学到一门技术，但这门技术在工业时代的回报是很低的。注重标准化的现代化工厂在尽可能地减少非标准化人力技术的操作，把人作为一个机器单元放置在标准化生产之中。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依赖于标准化的机器生产，留给农民工使用技术的空间也越来越窄，因此他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也在逐渐降低。
在职业教育的认知与满意度方面，张亮等人的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对于职业培训的满意度越高，其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也就越强烈，满意度每提高一级，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概率约上升2.6个百分点。但是，对于职业教育满意度的考察仅仅适用于那些已经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占总体的比例并不高。对于那些具有参与职业培训意愿而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没有把这个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其原因并不在于满意度方面，而是在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认知方面。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体系下，职业教育学校被认定为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的人才会去，因此去职业教育学校学习首先就被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媒体的负面报道及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管理混乱的现状，社会已经对职业教育学校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在职业教育学校并不能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相反还要付出比学历教育更多的教育成本。因此，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认知与认可度可能是影响他们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因素。
在农民工自身因素方面，张智敏等人的研究显示，农民工对于现状越满意，对于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低。年龄、月收入、收入保障程度是影响农民工生存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0]。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民工是否具有改变现有生活状况的需求，还与农民工的现代性有关[11]。农民工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也是从传统乡土社会人格向现代工业社会人格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由偏向于保守、规避风险、注重稳定的传统人向注重效率、积极、掌握处境的现代人转变。在英科尔斯的研究中，学校与工厂是推动农民发生这种转变的两种关键力量[12]。农民工作为农民与工人这两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既存在着农民的传统性，也具有城市工人的现代性。因此，农民工自身的现代性是影响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假设：假设一：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岗位技术含量越低，就越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假设二：农民工对于个人技术的作用评价越低，就越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假设三：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认可度越低，就越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假设四：农民工对于自我境遇的评价越高，就越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假设五：农民工的现代性越低，就越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
二、调查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多样性，通过配额抽样的方式分别在江西省南昌市及上饶市对300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南昌市的调查主要针对的是从事服务行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包括餐饮服务人员、销售及导购人员等，在上饶市的调查则主要是在工业园区开展，调查对象主要是在制造业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他们大部分来自于附近的乡镇。共收回有效问卷272份，有效率为90.67%。
（二）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1.模型构建
将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强度分为三种类型：不愿参加、低水平参与意愿、高水平参与意愿，采用多项逻辑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根据这一方法，当研究结果有j（j大于2）个类别时，需将某一类结果作为参照类别，并将这一类别与其他类别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出j-1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以不愿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参照组，所构建的模型如下：
1n（oddsj）=αj+∑βij?xij+εij
模型中因变量为发生概率比的对数值，发生概率比（oddsij=，j=0.1）分别表示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低水平意愿与不愿参加的概率比值以及高水平参与意愿与不愿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概率比值。将上述公式变量分别取指数可将自变量βij转换为eβj，eβj可解释为自变量每变化1个单位所引起的发生概率比值的变化。
2.因变量设计
以往研究者大多采用是与否的形式来考察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意愿，这种分析方式的好处是操作比较简单，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济成本，很容易导致农民工参与意愿虚高的情况。为避免这种情况，在问卷设计时采用类似鲍格达斯距离量表的形式，向农民工询问以下问题：问题1“如果有一个免费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您是否愿意参加？”问题2“如果有一个需要花费您1～3个月左右工资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呢？”问题3“如果有一个需要花费您3个月以上工资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呢？”在结果分析中，如果受访者在问题1中回答“否”的话则划分到不愿参与类别，如果受访者在问题3中回答“是”的话则划分到高参与意愿类别，其他类型则划分到低参与意愿类别中。
3.自变量设计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及之前的研究假设，本文中所涉及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控制性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等；职业教育预期收益变量包括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及对于技术的态度；职业教育认知变量；自身境遇评价变量以及现代性量表，具体变量的选取与赋值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
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于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济成本敏感性比较高。在所有272名农民工调研对象中，愿意参加免费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例为74.6%，而一旦需要为职业教育与培训付费后，愿意参加的农民工比例则下降得比较快。愿意付出1～3月工资参加职业教育?c培训的比例为61.4%，而愿意付出3个月以上工资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约占总体的41.9%。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职业教育学校收费比普通公立学历教育院校高，这表明，如果没有政府或企业补贴，仅仅依靠农民工个人去承担培训成本的话，很难扩大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比例。
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评价较低，同时对于参与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也比较低。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培训学校的平均得分在11.7分，总体评价较低。其中，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培训学校的学生评价与培训内容评价得分最低。79%的农民工都同意“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差生才会去职业教育培训学校”这一看法，68%的农民工认为“职业教育学校教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与评价结果相似，大部分农民工认为，参与职业教育后每月收入基本上不会增加或增加非常有限，所占比例达到71%，只有8%的农民工认为参加职业教育后收入会明显增加。这说明农民工对现有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对于扩大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比例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如表2所示，在将所有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后，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整体上通过了P=0.01的对数似然比检验，各项拟合优度指标值与预测精确度表现良好，这说明，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强度的确受到表中自变量的影响。
1. 个人背景变量影响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相比，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更强，男性农民工具有高参与意愿的概率是女性农民工的3.4倍。年龄同样对于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年龄每增加1岁，农民工愿意参与职业教育的概率会下降约5个百分点。月收入与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呈倒U型模式，即农民工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概率随着月收入与教育水平的上升也逐渐上升，在月收入达到2000～2999元、教育水平为初中层次达到顶点，之后农民工的参与意愿逐渐回落。
2. 职业教育预期收益的影响
依据估计结果，农民工目前所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以及农民工对于个人技术的作用评价对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目前所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越低，对于技术的作用评价越低，就越不愿意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那些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需要很高技术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概率是从事无技术含量工作农民工的4.6倍，具有高参与意愿的概率也在2.2倍左右。与那些认为技术没有什么用处的农民工相比，认为技术非常有用的农民工愿意参与职业培训的概率达到17倍之多，具有高参与意愿的概率也在12倍左右。交叉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Gamma系数为0.46。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越低，对于职业教育的收益预期也随之降低。这也部分证实了之前所作出的假设，即在工业化生产时代，农民工个人技术的力量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农民工越是在生产流水线上重复着单调的体力工作，对于技术的作用预期也就越少。 3. 职业教育学校认知评价的影响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评价对于他们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由于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的是没有参加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因此他们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评价主要来自于媒体的报道、他人评价及自己的主观认识。可以看出，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评价每增加1分，其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概率会上升3.6个百分点，另外，农民工具有高参与意愿的概率会上升1.2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要提高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职业教育学校不仅要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与办学质量，同时还要注意媒体的社会影响。
4. 农民工自身境遇的影响
由于参与职业教育的不确定性及预期收益偏低的影响，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农民工而言存在风险，农民工不仅需要付出学费，同时还要承担在学习期间不能工作所导致的收入减少或晋升机会销失等一系列沉没成本。因此只有那些希望改变现有生活状况并具有一定风险精神的农民工才可能具有较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参与意愿。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现代性越强，希望积极改变自身境遇的意愿越强烈，就越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农民工现代性得分每增加1分，其具有低参与意愿的概率会上升2.3个百分点，具有较强参与意愿的概率会上升约2个百分点，从最终现代性得分看，现代性最强的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是那些得分最低的农民工的2倍左右。农民工对于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度每上升1个层次，具有低参与意愿的概率会减少3.3个百分点，具有较强参与意愿的概率会减少1.5个百分点。但是农民工对于自身生活状况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其中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有关。农民工在与身边人的比较中所得出的感受，可以来源于多个方面，包括性格、能力、社会网络等，因此，技术有无在其中不是特别突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生活质量及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途径。本文通过对于江西省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意愿的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农民工对于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但容易受到经济成本的影响。当职业教育与培训成本较低或者免费时，大约2/3左右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职业培训。而当职业教育培训成本提升后，愿意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例下降到50%以下。这说明，要提升广大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政府和企业仍然需要对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补助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尽可能地减少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成本。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主要来自于个人背景因素、职业教育收益预期因素、职业教育学校认知因素以及农民工自身现代性等多个方面的共同影响。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与月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男性农民工与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最为强烈，这类农民工群体既有改善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的动力，又可承担一定的教育成本。因此，职业教育学校可以从刺激需求的角度出发，以这类与群体为突破口，充分研究他们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及体系的需求，以点带面，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
其次，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学校的认知与评价对于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许多农民工都有职业培训的需求，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一需求可以在职业教育学校中能够得到满足，这也是导致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强烈、实际培训率比较低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媒体上不断涌现出关于职业培训机构的负面报道，如乱收费、考试作弊、跨省打架等，这导致农民工对于职业培训机构的评价较低。因此，教育部门应该从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质量与公共形象两个角度出发，齐抓共管。一方面，要落实职校管理制度与办学质量评估制度，提升职校的内涵，提供真正符合农民工需求的技术培训；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管理好职校的公共形象，提升农民工对于职校的认可度与好感度。
最后，农民工个人对于改变现有生活状况的意愿与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呈正相关。农民工的现代性越强，对于现有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就越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改变命运。对于提升农民工的现代性，这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学校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对农民工进行更广泛的“市民化教育”，引导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相互融合，才能转变农民工小富即安的传统乡土心态，提升农民工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