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vironmental problem arouses a hot debate in the society. It is a issuse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for enterprises how to "compensat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cost.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mpensation" environmental cost through the most prominent haze issues recently， then we draw some conclusions that the degree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terprises' behaviour on the environment ar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compensation'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cost.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st；influence factors；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1-0041-04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企业的角度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逐渐不被大众所接受，相反，更多的以降低环境负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形成对环境补偿机制为目标的健康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兴起。
那么如何降低环境负荷？或者说如何形成企业自身的环境补偿机制？这便是企业现在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所谓环境补偿机制，就是企业在注意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兼顾社会环境方面的变化，及时提供治理环境所需要的成本（即环境成本），但这种成本并不像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那样可以直接归属于某种产品。环境成本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很难说能具体由某个企业或是某几个企业来承担。因此，必须要研究这种“补偿”环境成本可能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企业构建合理的环境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本文选取最突出的环境治理问题――雾霾的治理成本分担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雾霾形成成因复杂，治理成本的补偿显然要因源而异，各大城市的雾霾成因也大相径庭，其责任主体承担的比例也随之变化。另一方面，雾霾污染波及广泛，从个人到企业，从家庭到社会，都深受其害。因此，通过对企业“补偿”治理雾霾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1 理论分析与假设
1.1 政府措施对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影响
王爱兰（2006）指出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分担治理环境成本有一定的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的要求越高，企业分担环境成本的意愿越强，数额越高。[1]王伟（2011）通过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问题的研究，指出政府对煤炭企业的环境限制性措施越多，企业分担环境成本的数额越大。[2]肖序（2000）指出，政府（如环保局）对一些企业的环境治理工作发动越多，企业对环境成本的承担越大。[3]刘倩（2014）通过对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出台的环保监督激励政策对企业自主承担环境成本有积极的影响。[4]徐泓（2013）指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措施对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力度有着很大的影响，监管措施越完善，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力度越高，付出相应的成本越多。[5]
假设1：政府对企业治理环境规制越多，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行为越积极，承担的环境成本越高。
1.2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对其“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影响
张洪秋（2013）通过对外向型企业环境成本的分析，指出社会责任意识对其承担环境成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赵金英（2005）通过分析环境成本内在化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作用机制，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其进行环境治理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满足传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同时，会遵循“社会责任论”对环境治理承担一定的义务。[7]许子妍（2012）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越强，环境成本所付出的额度与可能性也就越高。[8]鞠秋云（2011）从低碳经济的角度出发，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落脚点，论述了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的新发展，他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企业环境成本的承担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也会推动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9]
假设2：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强，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行为越积极，承担的环境成本越高。
1.3 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与其“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关系
刘江宜（2007）通过对环境成本内在化问题的研究，指出外部性和产权是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根源，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越高，企业的环境成本也就越高。[10]文启湘（2006）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企业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越严重，其发生的事后治理环境的成本也应该越高。[11]杨乐平（2007）通过对环境成本、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承载力有一定的影响，在环境承载力越大时，企业付出的环境成本应该越高。[12]李永海（2013）从环境成本的战略控制角度指出，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越大，治理环境的成本将会越高，越需要进行环境成本的战略控制。[13] 假设3：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越大，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应该越多，承担的环境成本越高。
2 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2.1 变量设计
根据理论分析与假设，设置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的数额（取值结果为①非常低，②较低，③一般，④较高，⑤非常高）。
解释变量分别为政府对企业进行治理环境措施规制数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值结果为①非常低，②较低，③一般，④较高，⑤非常高）。
控制变量为企业的规模大小（取值结果为①非常低，②较低，③一般，④较高，⑤非常高）。
各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2.2 模型构建
以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如式（1）所示：
NECi=？茁0+？茁1RMGi+？茁2SREi+？茁3DIEi+？茁4SPOi+ui（1）
其中：NECi为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的数额大小，？茁0是回归方程中的常数， ？茁i（i=1，2，3，4）是各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i为第i个被调查对象，ui为随机项。
3 实证分析
3.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假设及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问卷设计采用5点量表法，调查的对象是浙江省湖州市、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和金华市的中小企业，调查内容是目前最受关注的环境治理问题的“雾霾的治理”，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城市，主要是因为这五个城市对浙江省雾霾天气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调查方式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时间为2015年7月和8月历经2个月，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60份。利用SPSS 21.0 软件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
3.2 描述性统计
利用SPSS 21.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发现，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的数额（NEC）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3.3957和1.403，说明被调查的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数额呈现中间水平（假设数值3代表承担环境成本为所有企业承担环境成本的平均值），也反映了企业承担环境成本数额的不确定性较大。从各个解释变量上看，所有解释变量的均值均超过了3，且都接近于被解释变量的均值，说明前述假设较为合理。
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系数的统计，如表3、表4所示。
从表3、表4可以发现，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说明了各影响因素与企业承担环境成本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大部分系数均不超过0.6（最大仅为0.63），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较低（详细共线性诊断见后）。
3.3 关键风险因素识别
3.3.1 信度分析
量表的信度分析即是对整个调查量表及结果进行可靠性分析，根据结果判断量表是否具有变异性，以及变异的程度。在信度分析中，常用的指标是α系数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本文即以α系数作为整个量表的信度评判标准，对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总量表的α值为0.816，大于0.7说明了量表整体可靠。从分项上看，各个解释变量的α值均在0.7以上，说明单个变量的可靠性较强，调查结果较为可靠。
3.3.2 效度分析
量表的效度分析就是对整个量表及调查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分析，量表的效度分析一般分为两类，即内容效度分析和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内容效度分析是一种定性效度分析，甄别量表设计是否合理，能否满足研究需要；而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是一种定量的效度分析，是指调查结果与效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代表了测量效度的高低。
从表5可以看出，所有解释变量的校正的项总体相关性系数均大于0.6，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关联效度。同时对量表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KMO检验结果为0.795（大于0.7）且显著性水平0.000（小于0.001）从整体上说明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3.4 多重共线性检验
对量表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4，VIF值小于均小于3，说明量表内部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5 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问卷反馈的数据，利用SPSS21.0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表8的结果，R2的值为0.663，大于0.4，说明模型拟合度良好，Durbin值为2.087，接近于2，说明残差独立，模型变量间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①假设1成立，即政府对企业治理环境措施规制越多，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越积极，承担的环境成本越高。根据政府对企业治理环境措施规制与企业承担环境成本大小之间的回归系数0.049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了政府应该要尽可能的对企业治理环境制定严格的规制措施，用制度的方式规范企业的行为，促使企业“补偿”治理环境的相关成本。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政府若对企业在环境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会迫使企业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完善，那么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数额也就越大。
②假设2成立，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强，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的越积极，承担的环境成本越高。根据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之间的回归系数0.198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企业最终承担的环境成本是呈正相关的。一个企业如果社会责任感越强，就更加会自发的、主动的承担相应的治理环境成本，其“补偿”机制就完善。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强，企业补偿治理雾霾的环境成本越高，比如有些企业会主动去购置一些空气净化的装置等。 ③假设3成立，即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越大，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应该越多，承担的环境成本应该越高。根据两者之间的回归系数0.123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了两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企业行为如果很可能会导致雾霾天气的形成，企业最终承担的治理雾霾成本的也应该越多。
④对于控制变量的分析。由表8可知，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也与企业承担环境成本呈正相关。通过回归系数0.553且在99%置信水平下显著可知，企业要注重自身规模大小与承担的环境成本大小的配置，尽可能符合自身规模去承担补偿相应的环境成本，为改善环境做出相应的贡献。
3.6 稳健性检验
徐玖平（2003）在分析环境成本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构建了环境成本的计量模型。[14]模型中的核心变量是资源投入，基于此，结合现实企业承担环境成本的现状，引入资源投入（Facility Devotion，FD）变量替换原模型中的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可以看出，企业的资源投入与企业最终承担环境成本的大小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22且在99%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了企业的资源投入越大，承担的环境成本越高。并且从其他三个变量来看，回归系数分别为0.016，0.122，0.548，都为正数，且在99%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证明了前述假设均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企业对环境成本的补偿有助于减轻社会和政府对治理环境成本的负担，同时也助于企业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对企业“补偿”治理环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针对政府和企业，得出下列建议：
①政府加强对企业环境保护相应的规制措施的制定。对于企业而言，仍然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大部分企业都倾向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润，像环境成本这类区别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大众收益的成本，企业很容易忽视，或者说不愿意去承担，这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相应的职能，制定相应的规制，督促企业补偿一部分治理环境成本。
②企业要注重自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目前企业应该要牢牢树立“保护环境”的绿色发展理念，绝对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自身经济的发展，要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主动去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形成科学的环境成本补偿机制，真正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③注意日常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要注意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直接破坏或污染环境的行为要少去实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否则，企业补偿这一部分治理环境的成本将会更多，企业若想减少这部分补偿，就应该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注意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