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性的污点》中流动意识的现象学
电影《人性的污点》改编自小说《人性的污秽》（2000），后者获2001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2002年法兰西梅迪契外国最佳图书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与《美国牧歌》《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人》一起并称为“美国问题小说”三部曲。这部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赢得了多种奖项的作品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说的那样，乃是一部表明时代潮流的作品。
一、现象学：流动意识的内时间结构统一了叙事
影片继承了罗斯对该小说创作材料的内省式处理方法，小说的整个结构是以主人公自身觉知的时间性结构为脉络安排，指出这一现象学的文本结构构成是严肃文学中思考人之为人的社会适应性的表达途径，它将自身觉知的时间性生存片段分解在文本的适当角落，这种自我的文本化、自我的展现不是基于发泄自我的焦虑、愤怒、恐惧，也不是一种极度困惑感的问题解决，而是将人内置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去思考人的存在，警醒社会――一个混杂的后现代社会。
也许，人性的污点是一种色情的表达，抑或种族的表达，或是背弃家庭和社会道义的表达，其实在罗斯建构的这部多层面、多声部的流动对话里，甚至在作者与作品的对话过程中，对某个主题的思考已渗透在对社会辩证关系主体体验的被给予性当中，成为其一部分，这种流动意识结构更有助于深入地刻画真实的生存现状。
鉴于对现象维度的关注，欧文?弗莱那根在1992年《对意识的重新思考》一书中就曾主张“自然的方法”的研究思路，如果我们想要从事一种严格的意识研究，那么我们并不能仅仅进行心理学功能的分析，我们也需要给予现象学重视。现象学自最初由胡塞尔所开创并在其他哲学家那儿历经了各种发展以来，如舍勒（Scheler）、海德格尔（Heidegger）、古尔维奇（Gurwitsch）、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莱维纳斯（Levinas）以及利科（Ricoeur）等，能够提供比单纯内省证据汇编更多的东西。内省（introspectionism）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使得我们能够报告并且描述自己内心状态的心理操作。然而，严格说来，现象学并不关注或基于这样的操作，而是关注意义的结构。它研究现象、显相、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它们的可能性条件。[1]罗斯在《人性的污秽》中，关注的正是生活世界的结构，并以其中的内时间结构为主线贯穿整部小说。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不采纳意识流理论的原因，尽管这一理论和现象学颇有渊源，尽管小说也如伍尔夫强调的那样把人物头脑中宛如微尘般的印象都记下来，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写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然而意识流只对意识的活动进行分析，并不涉及对意识对象进行深入探究，也许它更适合于罗斯《对立人生》中那种按照原始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潜意识活动画面，这些画面有的和《鬼作家》之中的一样是对立的、矛盾的。但是这只是表象，在这两部小说中孕育的并不是意识流的杂乱无章，却是精神分析式的严谨的结构。不得不忠实地说，罗斯的小说和意识流看似联系千丝万缕，实质是不搭边的。而对现象维度的思考，《人性的污秽》则是难得的范本。它与罗斯其他元小说不同的是文本突出构建了自身性流动意识的统一，小说中的心理世界无不被一个无时间的中心自我的统一化、综合化以及个体化功能所支撑。正如萨特所说，在这里“意识作为时间化活动（qua temporalizing）而统一了它自身”[2]。
关于自身性流动意识的讨论实际上是高度跨学科的，它或是对于人生存现状的思考，或是一种社会建构，抑或是一种神经学上诱发的幻觉，有如《人性的污点》中，当科尔曼看到使他大吃一惊的情人福尼亚的头发，“那头在他的经验里，从来都是紧紧地束在一个橡皮圈里的，在自己的伙伴们面前全都放了下来时”[3]，他被动地体验着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和“存在”的价值。不论律师还是女儿，甚至同事的指控都没有使他确认任何东西，而这毫无意义的一幕却终于彻底向他揭示了自己的耻辱。一种病态的孤独症式的体验充斥着他。笔者此时并非落入让?保罗?萨特所倡导的一种存在主义者哲学，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世界里，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是孤独、烦恼、焦虑、绝望和荒诞。这里的科尔曼则大不同，他一贯保持着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理性思维，并且并不绝望。他客观地分析道：自己“绝不是个政治上煽风点火的人，不是个疯子，甚至从知识或哲学层面上来说都不是”[3]。由此，倒是让我们看到了在科尔曼身上，一种鲜明的自身体验的可通达性（accessibility）。罗斯在这部小说中把对于自身的可通达性（accessibility）运用在多个角色的第一人称视角中，而非局限在某个旁白的人或主人公身上。这一多角色的第一人称视角却是通过主人公意识的流动来实现的，从而达到了流动着的统一。
许多现象学家曾通过关注其在体验上的被给予性而重视第一人称视角的问题。小说以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开头，“我”对科尔曼最初的印象犹如坏蛆被激发出来。[3]为了证实这一体验的真实性，“我”开始调用文本的互文，回忆起了几年前科尔曼还曾是“我”渴望拜求的EI霍诺夫，为此“我”写了《鬼作家》。同时他还回忆起了他接任院长的事。这些叙事看似无序，实际上属于同一时间性生存片段，也都是为了表明在故事的开头“我”尚且对主人公不熟悉，只有一些大致琐碎的印象而已。
在萨特看来，意识的特征在于它根本的自身被给予性或者自身显现，因而它没有任何隐匿或被遮蔽的部分。然而，自我却是不透明的，它的本性需要逐渐被挖掘出，也始终余留着有待揭示的方面。在这部小说中，罗斯所安排的流动意识的内时间结构使得文本一点点地揭示出科尔曼?西尔克这个主人公的所有的真实。因而，在随后的流动意识中，上述认识被推进、更新，甚至颠覆：“我笑了。不，这可不是那个被生活排斥、逼疯的复仇者（指主人公）――甚至都不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另外一颗心……”作者方才意识到，“我实际上已经不假思索，未经盘算，把他当作了朋友”。到小说的最后，作者才说道：“现在我知道了一切……”[3]体验具有第一人称被给予性，即我属性（the quality of mineness）。在这里作者向读者展示的是“我”正在经历或度过的经验悄无声息地被给予。它们必须是主体所觉知到的状态，而这显然涉及了一定程度的自身觉知；事实上，是一种反思的自身觉知。[4]整本书中，作者和主人公，乃至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暇困惑，也来不及苦闷，然而都处在一种简单的、看似复杂的流动意识当中，权衡着人生。而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现象意识，不像存在主义者那样，缺乏主体性维度，而是一种假借体验来积极思考的、有意识的信念、欲求或感知。在现象学看来，自身随着在叙事中自我意识的流动而成为一种建构过程，而不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着的自身的探讨。相反，自身在叙事过程中被建构，叙事本身即成为一个开放的构建活动，它经受着持续的修正，也受到其所在共同体的制约。 二、现象学：客观而严谨的叙事解释
正如前文所说，在自身觉知的内时间结构中，叙事随着流动的意识被构建起来，自身理解和自身认识并不是某种一下子完全被给予的东西，也受到其所在共同体的制约。文中作者以社会研究的一种，即现象学来探究社会，关怀自身的意识，实质赋予了叙事客观性和严谨性：现象意识的直接性（immediacy）虽然涉及了第一人称通达的特征，但是它与绝对可靠性（infallibility）和不可纠正性（incorrigibility）的认识论论断并无联系。在主人公科尔曼草率的陈述中，他的第一人称的信念被他人修正或被外部证据所推翻，而且，并非所有的自身认识都是直接的。正如墨兰所说，有许多自身认识都是基于他人亦可进行的同类思考而被艰难获得的。[5]法利（情妇的前夫）的自身体验是：作为一个农场主，为国出征，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他了，而他知道他们说得对――他们全都怕他。他们不赏识他就算了，反倒怕他，所以不如回去。[3]
现象学作为一种解释学，它的客观性还在于：对叙事性自身理解的实现具有一个明显的社会性维度，其视角如同社会广角一般具有高度的俯瞰性。现象学认为叙事性的自身理解需要成熟的社会化，它也需要一种能力来通达和报告那些使某人成其所是的社会状态、气质和倾向。因而，这部小说中处处可见大胆直白的对社会、时代和政府的评论，而这种种评论不晦涩、不暗指、不隐藏、不保留。科尔曼“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在这个黑奴解放宣言发表八十多年后的社会里，偏执狂们碰巧发挥的作用过于巨大而不适合他的胃口”。小说甚至直接热议了当下的时局，对克林顿下台丑闻在多处章节给予长篇累牍地注解。他提醒人们回顾以往的社会“半数以上的人屈从于作为社会政策的病理性虐待……民族沦为将个人的尊严洗劫一空的思想罪犯的奴隶……这些可怕的试金石，在这里他们却端着武器对付福尼亚?法利”[3]。
三、结 语
撮其要以概之，现象意识将它的目标指向其自身状态和活动的问题，一个自身指向性（selfdirectedness）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决定了小说作者及其主人公必然采取一种严谨的自我评估来探究生命在当下社会的适应性。而这一探究过程作者是通过在文中的流动意识所架构的内结构得以实现的。值得强调的是，在流动中统一了自身的意识是在与社会共同体交互体验中形成的。正如自身是处于其世界性关联中的，从根本上来说，自身体验并不是一个“内感知”、仅仅通过内省或反思的问题，《人性的污秽》在“我”的所作所为和所遭受事件中实际地体验着自身，现象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学科被作者当成一种文学策略来影射社会，影射社会中的人，通过文本不断地自我揭示，自我张扬，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美国人不再成为种种偏见的受害者。现象学的这种广阔的社会维度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不要企盼着在其中寻找某个“自我”，相反，我们应当面向世界的体验，在那里我们将发现那置于境域中的自身（situated self）、[6]现象学的自身是世界性的（selbstweltliche）。[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