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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略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1-29

亨利·詹姆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略论

  电影文学这两种艺术在叙事电影(故事片)产生后,就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影人们为了降低影片投资的风险,保证电影的质量,以及从其他领域中汲取创作灵感并改进自身的拍摄技巧,始终将改编文学作品作为自己剧本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文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小说著称,在他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给英语文学史留下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以及上百篇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不仅备受文学批评家的瞩目,也由于极具画面感的叙事手法长期以来一直是电影人高度青睐的改编对象。[1]在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更是出现了对詹姆斯作品进行改编的高潮。尤其是詹姆斯写于早期的力作《华盛顿广场》(1880)以及他发表于晚年的名篇《螺丝在旋紧》(1898)和《金碗》(1904),其中《华盛顿广场》更是多次被搬上大银幕。可以说,亨利?詹姆斯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是电影与文学这两种在当代仍然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互相影响和互相充实的典型范例,对其作品的电影改编进行剖析,将对电影与文学名著之间的互相渗透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一、对原著的忠实遵循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的韵味和风格,迎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在电影对小说进行改编时,最为基本的方式就是忠实地再现原著之中的情节、人物关系以及叙述顺序。[2]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由于在写作时就带有浓郁的影像意味,因此连语言风格往往也被电影导演所直接沿用。

  在威廉?惠勒执导的、改编自《华盛顿广场》的《女继承人》(The Heiress,1949)中,电影和原著一样,基本围绕着两对矛盾展开。第一对是凯瑟琳?斯洛珀与她的父亲斯洛珀先生之间的矛盾,第二对则是凯瑟琳与主动追求她的莫里斯?汤森之间的矛盾。年轻英俊的莫里斯在舞会上突然出现,与凯瑟琳一见钟情。斯洛珀先生以一个完美主义者特有的洞察力意识到莫里斯接近凯瑟琳的目的只是觊觎她将来可能拥有的财富,因此强硬地阻止二人交往。正值热恋中的凯瑟琳爆发出了叛逆意识,在父亲冷冰冰的“除了钱你一无是处”的评价中决定与莫里斯私奔,两个人自力更生,不向父亲伸手要一分钱。然而莫里斯却对凯瑟琳失信了,因为一旦两人私奔也就意味着那笔巨额的遗产化为泡影。知道了真相后的凯瑟琳大受打击,但也正是经过了这件事后她逐渐学会了保护自我。

  但是忠实于原著并不代表着对小说进行生硬的移植。惠勒为了制造戏剧性冲突,在电影中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首先,在小说《华盛顿广场》中,莫里斯在决定抛弃凯瑟琳之前经过了很久的挣扎,最后才下定决心。而在电影中,莫里斯则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地为了钱而追求凯瑟琳,一旦凯瑟琳提出私奔就果断转身走人的无情之人,惠勒十分巧妙地没有给莫里斯多余的镜头,将他塑造为一个从来就没有打算兑现承诺的骗子。这样一来,凯瑟琳受到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她情绪上从充满希望到跌入绝望的深渊就在一夜之间。其次,在原著中,莫里斯在20年后又去拜访了凯瑟琳,而凯瑟琳痛苦地拒绝了他。惠勒则让凯瑟琳变得更加冷酷和决绝,为凯瑟琳增加了一个报复莫里斯的情节,最后两人两败俱伤,令人唏嘘,而电影也达到了情节上的高潮。联系到之前绝情的莫里斯对凯瑟琳的伤害,凯瑟琳的报复行为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女继承人》是符合当时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首先,女主人公前后性格的巨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两次失信情节互相对应,让观众能够获得一种大仇得报的观影快感:第一次是在大雨后的深夜,莫里斯先生没有如约出现,凯瑟琳在冰冷的客厅之中心如死灰;第二次则是落魄的莫里斯终于驾着迟到了多年的马车来到凯瑟琳的门前,凯瑟琳却冷静地吩咐仆人锁门,随后表情莫测地剪断手中的刺绣,向仆人道了晚安之后头也不回地走开。对于自己的行为,凯瑟琳说她是被大师们调教出来的。一个坚硬成熟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让观众感到某种情绪上的释放。

  二、对原著的简单化处理

  詹姆斯在创作之时,往往会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歧义,以给读者的理解制造障碍,造成审美“陌生化”的效果,表面上看削弱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却能让读者长久地回味其中的错综复杂之处。但是依靠画面顺次播放的电影往往需要在两个小时之内给观众提供一个有头有尾,并且高潮点设置准确得当的故事,因此对于詹姆斯在小说中留下的种种情节的可能性,改编者有必要拈出一条最接近现实、最能让观众接受的来进行表现,也就是对原著进行简化。

  悬念迭起的《螺丝在旋紧》被认为是詹姆斯心理学描写的扛鼎之作,整部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地表现人内心的思想斗争不同,詹姆斯擅长的是刻画人的心理悸动和思维的流变,詹姆斯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将故事的紧张氛围步步加强,如同小说题目一般,螺丝在扳手的转动下越来越紧,读者也逐渐感到透不过气来。[3]这部充满了诡异、悬疑氛围的小说曾经二十余次被改编为影视剧,而其中最为优秀的当属英国人杰克?克莱顿拍摄的,获得了戛纳金棕榈提名的《无辜的人》(The Innocents,1961)。电影讲述了家庭教师吉登斯小姐在乡下庄园照顾小女孩弗洛拉和小男孩迈尔斯的过程中所看到的种种奇怪的景象,甚至孩子们都如同被魔鬼附身一般,往往说出或做出与他们年龄不符合的言行。原著写得十分复杂而晦涩,需要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感悟力,如吉登斯小姐与迈尔斯之间是否有实质性的性关系,迈尔斯与弗洛拉之间是否有乱伦的可能(詹姆斯本人在撰写这一情节时表示确实受到了自己英年早逝的表妹米粒?邓波儿的影响,詹姆斯对邓波儿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愫),迈尔斯和死去的男仆之间是否也有暧昧关系等,詹姆斯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阐释。   在《无辜的人》中,克莱顿将原著中晦涩的地方清晰化了,主人公复杂的精神世界也被简化了。电影中直接表明了“鬼”的不存在,而只有人们的心理问题。迈尔斯和弗洛拉的唯一监护人是一个完全不愿意对家庭负责任的人,这首先是导致两个孩子对死去的男仆和家教老师产生了畸形的依赖感,甚至两人死后他们因为过于怀念两人而表现出一种类似“附身”的异常行为与举止;其次,也正是因为监护人将孩子当成累赘,照顾孩子的重任才落在了对孩子一无所知的吉登斯的身上,而偏偏吉登斯又是一个过于负责的人,她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来拯救两个孩子,然而她对孩子的了解又是片面的,两个孩子的过往经历大多是吉登斯根据管家诉说再经过自己的想象得来的,这就导致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心理学常识的吉登斯无法对症下药,最后还在巨大的精神刺激之下神智失常。电影的题名非常恰当地体现出了对原著的简化:在这一畸恋山庄中,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无辜的。也就是排除了从乡村出来的,处于单调乏味环境中的吉登斯在性心理压抑的情况下与迈尔斯互相引诱,随后故意对管家含糊其辞,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鬼”来掩饰两人私情的这种可能。

  三、对原著的创新性解读

  由于亨利?詹姆斯创作的年代距离当代已经有一定的距离,加之小说的影像化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因此改编时导演完全可以对原著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解读,用新时代的思想对原文本进行补充与扩展。

  如在惠勒的《女继承人》中,主人公凯瑟琳虽然用欺骗的手段报复了情人莫里斯,但是她面临的是在凄凉的深夜一个人手持清冷的蜡烛默默地走向远方的悲惨结局,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一方面大量的男性从战场上即将回归他们在和平年代的工作岗位,而另一方面,已经感受到外出工作滋味的女性不愿意让出岗位回归家庭,加上二战导致的经济凋敝以及冷战的到来,男性心中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就导致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某种宣扬女性回归家庭,否定女权的思潮。然而在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显然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反之,女性早已意识到,摆脱男性的全方位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女性来说是何等重要。

  在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重新翻拍的《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1997)中,尽管故事的背景依然被设置在19世纪,但是电影却重点展现了凯瑟琳的成长过程,让她最终成为一名独立女性。霍兰表示,她无法赞同《女继承人》最后的处理方式,在霍兰看来,那样就使得故事的格局缩小为一个单纯的报复故事。[4]凯瑟琳报复莫里斯固然有莫里斯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凯瑟琳的形象也就沦为一个和她父亲没有什么区别的恶人。霍兰在电影中引用了女性主义的思路,逐步展现着凯瑟琳发现自我,战胜自我的过程,而莫里斯只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在电影中,凯瑟琳和莫里斯的矛盾不是主要的,凯瑟琳的悲剧实际上是她的父亲斯洛珀先生造成的,她和莫里斯之间的一段纠葛实际上完全是凯瑟琳父女矛盾的延伸。电影中充分表现了凯瑟琳的童年阴影,如凯瑟琳的母亲因为难产去世,斯洛珀先生看都不看新生儿一眼而是直接躺在了自己的亡妻身边;在说“这就是我可爱的女儿”的时候望着的却是亡妻的画像;直接说觉得只有一个鳏夫才适合娶凯瑟琳等。可以说,凯瑟琳作为一个在备受挑剔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她的不善交际、畏畏缩缩以及迫切地希望在莫里斯那里寻找到自己被爱的证明等全是由父亲一手造成的。最后凯瑟琳在背叛中成长,摆脱了父权的控制,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两个男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并且能够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当莫里斯登门乞求凯瑟琳与他再续前缘之时,凯瑟琳没有痛苦地拒绝他,也没有设计欺骗他,只是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凯瑟琳的形象就从惠勒版中阴骘的“老处女”变为一个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与之类似的还有以《钢琴课》成名的女导演坎?皮恩根据《一位女士的画像》改编的《淑女本色》(The Portrait of a Lady,1996),剧中也渗透了深沉的女性意识,运用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在此不再赘述。

  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本身就肯定了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兴的对电影艺术的批评模式。亨利?詹姆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是国际化、跨时代化的,由于他的小说在文本上包含了情节剧的成分与强烈的画面感,能够使得电影人的改编有章可循,以至于其作品超越了英语文化圈的界限,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电影人所追捧。同时电影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又会对詹姆斯原著做出不同的解读,或是忠实地遵循原著的情节,或是对晦涩的原著进行简单化、生动化和可视化的处理,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著进行颇具时代感的解读。导演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化着观众对詹姆斯小说的理解,尤其是一些具有创新意味的改编,不仅展示了新时代的主流文化与精神特质,也为詹姆斯的作品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莎士比亚戏剧中矛盾修辞的认知解构”(项目编号:2014-QN-590);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基于高校教育认知新论下矛盾修辞新解构”(项目编号:14240041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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