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视域下美国民主输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Abstract：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liberal democracy as the source of its soft power， its practice of promoting democracy abroad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its soft power. America's motive behind exporting democracy is pursu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consistent standards make America's espousal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appear both hypocritical and contradictory. The harm of America's exporting democracy has been made self-evident by the ongoing surge of refugees into Europe from the war-ravaged countries such as Iraq and Syria. Such a huge harm and the "halo" of the universalism of American democracy form the paradox of America's soft power. Exporting democracy is America's diplomatic strategy which is threatening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ollege students are prone to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Western ideology. Therefore， the ideological defense line must be strengthened in our colleges.
Key words： soft power；America's exporting democracy；ideological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8-0228-03
0 引言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只有文化被认为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能在国内外实现，外交政策被视为合理并且具有道德权威时，国家软实力才能实现。[1]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界和政界有识之士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民主输出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高峰，美国的软实力却经历了明显的衰退。2004年软实力理论的奠基人约瑟夫?奈对当时美国软实力的衰退表示了担忧。他说：“近年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导致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对别国的吸引力――呈现衰退趋势。”[2]约瑟夫?奈一直认为美国的民主对世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吸引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那么，美国的民主输出为什么不能提升反而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美国输出民主的动机及危害性方面进行考量。
1 美国输出民主的动机
美国民主输出的思想源头要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弥赛亚意识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哲学观。前者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代表着唯一真理，只有向全世界普及这种宗教，人类才可能得救。后者则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转变过程，而西方的民主模式又被看成了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模式。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和过于自信的世界发展观，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向别国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理想主义动机。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是其大搞民主输出的现实主义动机。理想主义动机和现实主义动机融为一体，共同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实践。
向外输出民主是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从政治方面讲，美国在民主输出过程中可以扶持亲美政治代理人，为谋求政治、经济、外交利益铺路搭桥。从地缘政治方面讲，民主输出战略有利于美国这个最强的民主大国实现主导天下的目标。从经济方面讲，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美国追求国外市场。因此，美国企图通过民主输出促使输入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相匹配的法律保护体系，以便为美国资本的自由进入铺平道路。从国家安全方面讲，“民主和平论”使美国认为民主化的国际秩序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因为此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发生战争。但实际上，“民主和平论”只是谬论。
2 美国民主输出的自诘
美国的民主输出既受意识形态驱使又受国家利益驱使，当二者相冲突时就采用双重标准，这正是美国务实主义的表现。就像亨廷顿在1996年指出的，“民主需要推进，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要另当别论；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被置之不理。”[3]道德服从于利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贯原则。[4] 美国把“民主选举”视为民主制度的最重要元素，输出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促使别国实行西式的多党竞争选举。但美国对待别国选举的态度并不以是否符合民意为原则，而是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愿为标准。如果别国的选举结果恰好符合美国的意图，美国自然就欣喜地祝贺“民主的胜利”；当结果不符合美国的心愿时，美国常常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有时还会助推“街头风波”，煽动并支持反对派推翻选举结果。21世纪初，发生“颜色革命”的独联体国家的选举，几乎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21世纪以来，几位拉美左翼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先后上台执政，其中包括著名的“反美斗士”委内瑞拉的查维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但对此选举结果，美国是不会高呼“民主的胜利”的。[5]
美国在亲美国家和反美国家之间画线，无视前者的人权民主问题，对后者却大肆干预。比如，美国长期与沙特交好，而对伊拉克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动用了武力，摧毁了萨达姆独裁政权。虽然沙特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妇女得不到参政权和工作权，民主人士常被逮捕，但由于沙特是亲美国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产油国之一，美国与其长期保持着盟友关系。对于该地区的反美国家伊拉克，美国则采取了武力干涉的做法。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发动了被联合国认定为不合法的伊拉克战争。当“反恐”理由站不住脚的时候，在中东推进民主便成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与其说是因为其专制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他敢于同美国叫阵。控制伊拉克有助于美国主导整个中东，震慑反美的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等所谓的“邪恶国家”。[6]
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执政后，首先访问的是沙特、中国，而不是美国，并亲赴伊朗参加不结盟运动峰会，而且在巴以冲突中明确支持哈马斯，显然，穆尔西执政期间表现得不够亲美。2013年7月穆尔西被军方赶下了台。据报道，埃及军方出手前通报了美国，得到了美国的默许。[7]可见，维护美国的利益是美国助推民主浪潮的唯一标准。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制度形式会受到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制、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干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宣扬的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但是，如果美国在追求这些价值观时采用“双重标准”或“标准不一”的态度，就会被其他国家视为虚伪，这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8]
3 美国民主输出对目标国造成的巨大危害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在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人权、自由资本主义等价值观念和制度形式，是历史进步的成果。不断丰富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式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制度模式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其实，西式民主制度在阿拉伯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破坏力，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这已经明证了西式民主的普世性是个谬论。[9]
3.1 伊拉克的民主泡影
伊拉克是美国通过武力干预进行民主输出的典型案例。为了掌控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也为了展示强权和军事力量，也为了推广西式民主，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强行对伊拉克进行了“民主改造”。可是，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言，“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无端战争释放了恶魔。”[10]按照民主程序新建起来的伊拉克中央政府面临着极度的政局动荡，不得不应对教派族群、地方势力以及各种利益集团进行血腥争斗的局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2010年指出，伊拉克国内的情况虽然比5年前有显著改善，但前景趋于恶化，整个国家在地理、民族、区域和政治等方面依然处于割裂状态。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司空见惯，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数百万伊拉克人要么在国内流离失所，要么沦为难民流落国外。[11]频频发生的恐怖爆炸及其他重大恶性事件无疑是对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极大讽刺。[12]
3.2 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之春”的重灾区
“阿拉伯之春”之火以2010年末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为起点，迅速燃遍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各国政权被“民主革命”推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机打着“民主化”和“反独裁”的旗号积极介入，甚至以尽对人民的“保护责任”为名实施军事干预。军事干预使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加剧，造成了双方更多的伤亡。在西方的干预下，西亚北非已经成为一口暴力坩埚。叙利亚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重灾区。圣战组织的势力日益壮大。基地组织以逊尼圣战主义的名义在叙利亚、也门、北非和东非地区重生，由此带来的长期后果吉凶难卜。叙利亚内战已经演变为地区冲突。国际救援机构无力有效地保障叙利亚公民的生命安全，更别说避免饥饿和疾病了。[13]盖洛普2013年9月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52%的叙利亚民众感觉难以维持生计，74%的受访者感觉生活艰难，16%的民众说持续的混乱毁掉了他们的收入来源，45%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家人难以得到必要的食物。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的2009年，叙利亚民众对生活持满意态度的人数是20%，2011年是4%，2013年降到了2%。[14]叙利亚自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死亡人数已超过25万，一半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数百万难民外逃，涌入周边国家和欧盟。[15]叙利亚难民潮是内战的自然而残酷的结果。
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这些经历了西方民主输出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和民生凋敝，甚至出现了内战和大规模外逃的难民潮。目前欧洲难民危机正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助推“阿拉伯之春”对目标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破坏性已经证明了它不具普世性。可见，“民主改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中东地区开出的灾难性处方。
4 筑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4.1 筑牢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必要性
分析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对中国选择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搞的民主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严重后果都明证了美国民主输出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和危险性。[16]美国利用其在政治、文化、教育、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不断对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因此，我国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尤其不能忽视针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校园里，世界上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高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抵制西方政治文化腐蚀年轻人的思想、搅乱我国的社会稳定。我国必须强化中国模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切实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绝不可给西方的民主输出留下可乘之机。 4.2 筑牢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关键措施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集政治、文化、教育、信息技术于一体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统筹谋划、协作联动。
首先，高校应重视青年教师及学生的政治学习。要避免西方政治文化的侵蚀，我国高校就必须为青年教师及学生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用“三个自信”武装他们、教育他们、改变他们。除了开设相关课程以外，高校还应通过广播、广告、讲座、讲演、知识竞赛、网络传播等方式提高所有专业的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知度，应让学生及青年教师们知道，虽然我国的治理体系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和治理方式已经被西方的有识之士认可，为世界上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可选择性借鉴的发展路径。清华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国家虽然不能简单照搬中国模式，但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性地采用中国模式的某些部分。”[17]
其次，高校应在信息技术领域加强前瞻性研究。信息技术发展给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应该利用高校的专业人才优势预测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提高对网络传播的监管技术，及时了解西方网络攻击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预测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负面影响，做到未雨绸缪，避免因技术滞后而陷入被动。
再次，高校应开发并利用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库。智库也是软实力资源。由于西方国家开发的大型数据库大都有西方价值观导向，我国高校学生接受这些数据库服务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因此，我国高校应开发并利用自己的智库，以大数据为支撑，科学分析并准确把握高校学生及青年教师的舆情特点及趋向，及时发现问题，因势利导，用富含正能量的数据和事实引导高校政治文化思潮的正向发展。
5 结论
民主输出早已被美国视为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民主干预是引起当今中东地区动荡的主要外部根源。美国打着“民主改造中东”的旗号，依靠军队、情报机关和非政府组织的巧妙合作，不断对大中东地区实施干预，颠覆被认为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政权。强大的美国有足够的实力摧毁原有的地区秩序，却无力建立稳定的新秩序。美国的民主输出不仅严重伤害了目标国的利益，而且伤害了美国自身的软实力利益。巨大的危害性和美式民主普世性的“光环”构成了软实力视域下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民主输出是美国的外交战略，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日益激烈，高校青年群体易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并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