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留日学生对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传播
一、身负使命的学习者
在清末“留学救国”的社会思潮推动下，曾经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留学与否甚至成为是否爱国的标志。在社会舆论和上层人士的推动下，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13人赴日留学，此后人数逐年增加，到1905年达八千人，可能是到那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他们大部分进入专门接纳中国学生的学校就读，其课程根据留日学生的特点设置。如日华学堂于1898年在东京创立，设置正科和特别科，科目包括法学、日语、英语、德语、文学、地理等;创立于1904年9月的经纬学堂是明治大学的下属机构，其课程包括刑律科、警务科、师范科等;早稻田大学也于1905年9月设立清国留学生部，其本科包括师范科、政治理财科、商科等。
当时学习政法的人最多，因为人们认为日本崛起正是因为政治改革的成功。国内新政改革的需要促使他们热衷法政学科。1904年5月，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设立更使这类学生激增，“夫法政乃中国今日之最重之急务，自此科之设，其发达如此之速且盛”。他们在学校接受到了系统的法政教育，促使他们更关注政法类的新学问。
时人期望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全面引进中国，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所以留日学生们积极将所学的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向国内传播。特别是日俄战争对国人思想的影响非常大，当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之后，“在政治主义上也使人对于立宪自由增加一层新信仰”。受日本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留学生们更加热衷于对民主政治的宣传。学生中有的是青少年，有的是已有功名的士大夫，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判断力，能够从学校所学中选择适合中国的政治学说，传播到国内。
二、从接受者到传播者
“受众的群体背景或社会背景是决定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的重要因素”，当留日学生从接受者转变为传播者，他们“不但掌握着传播工具与手段，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取舍选择”。传播方式上，他们注重效率。传播内容上，他们关注国内需求，选择政治改革所需的经典著作。作为新理论的传播者，他们在选择内容时，是根据国内的情况而定，并非盲目选择。留日学生是传播主体，他们兼具接受者和传播者两种角色，他们的理论素养与传播热情，直接影响到传播质量，他们选择何种方式对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有直接影响。在当时的中国，所有传播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人员中，留日学生的热情是最高的。留日学生从身负使命的接受者到热情洋溢的传播者，这两种角色的转变只在旦夕之间，他们几乎是“朝受课程于讲室，夕即移译以饷祖国”。
作为受众的留日学生，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高度和时代背景影响他们的选择。当他们转变为传播者，同样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很自然地会以自己的理解去代替国内的受众。他们能否真正理解国内民众的接受力呢？他们极有可能选择曾经给自己很大刺激的著作，将之译介到国内，这些译作即承载着留学生自己的理想。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接触到的新思想，特别是课程所学知识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如留学生翻译的《日本宪法与各国宪法比较》，是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所学的课程之一。留日学生的选择虽然不能代表全部的国内民众，但是他们的选择确实影响了很大一部分国内民众。
1903年以前，留学生已经成立了几家翻译社团，如译书汇编社（1900年）、教科书译辑社（1901年）、湖南编译社（1902年）、国学社（1903年）等，这些翻译社团都进行了有组织、有选择的翻译活动。1902至1903年，留日学生人数增加迅速，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已经形成较稳定的读者群，所以他们的译述事业也特别兴盛，这也导致有些书被多次翻译，但是那些书亦是名家所著，符合社会需求，受到国内民众欢迎。
二、重实效的传播方式
新学说的引进及其影响范围与效果，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传播方式的选择是很关键的一环。因为报刊具有传播速度快、发行量大、传播范围广、舆论影响大等优势，所以留日学生首选报刊作为传播媒介。梁启超曾于1899年在《清议报》上说：“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
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政治学被梁启超看作“开国智强国基之急务”“本原之学”，这可以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共识。
在1903年以前，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主要有《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留日学生创办的月刊《译书汇编》，刊载民主政治理论文章最多，其宗旨便是“采择东西各国政治之书，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该刊主要载欧美政法类名著，先连载译文，连载完毕发行单行本。《游学译编》是由留学生团体湖南编译社创办的月刊，该刊政治气味较浓，不仅刊载译文，也选译与中国有关的报纸杂志上的论文，经常引用日本的学说和时论，不过还是以刊载译文为主。初期的留学生并不具备做新闻报刊的条件，虽然如此，留学生创办的杂志如《江苏》《湖北学生界》等的水准还是比当时国内的杂志要高很多，因此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报刊上的政法类文章是为了适应国内政治改革的需求，体现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理论的选择。因办刊的资金来源不稳定，初期发行量较小，留学生创办的报刊起初生存艰难，留学生必须有所选择，他们看重的是西书的知名度，中国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对中国的有用度和适用度。其中大多是转译自日文的西书，很多都是经典之作，因此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才渐渐发展起来，在国内赢得大量读者。
三、结语
关于留日学生引进新思想，人们常常称之为“梁启超式”的输入，实际上不能如此笼统地评价。虽然梁启超评价的是壬寅、癸卯（1902-1903）间的情况，但是在1904年以前，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翻译团体已经有很多，并且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留日学生带着明确的目的奔赴日本留学，承担着救亡图存的使命，在日本忍辱负重地学习，将新知识以最快的方式传播到国内。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引进大量新思想，本身对日语的掌握或许都不能说精通，又急于求成，所以就会出现“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等情况。20世纪初“西方民主学说主要是通过日本的途径介绍进来的”，那时摆在留日学生眼前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的成绩，他们课业所学的亦是经典教材，且目中所见亦是受到日本社会欢迎而被时代认可的著作。因为自身的一些局限，导致留学生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理解出现偏差，无法辨明本末之别，这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