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中曹七巧心理异化及其成因研究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坛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作家，其代表作《金锁记》被誉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通过《金锁记》塑造了曹七巧这个变态且可悲的女性角色。在封建社会中，曹七巧的正常欲望受到了压制与扼杀，而在物质欲望和情欲的作用下，作为伦理道德牺牲品的曹七巧逐渐成为了扼杀他人幸福的元凶。事实上，曹七巧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属于个类，但是同时也具有着代表性，通过对曹七巧心理异化的表现与原因作出分析，有利于深化对《金锁记》文本的了解，并能够对那个时代中社会环境对社会个体的影响作出探索和认知。
一 《金锁记》中曹七巧心理的异化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本身是一个纯洁简单的女性，但是她的性格和心理却在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产生异化。纵观曹七巧心理变异的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七巧嫁入姜家到兄嫂来看望她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七巧无法走进正常的婚姻，也无法体会到姜家给自己的尊重，这些事实为七巧带来了压力，并一直打压着她正常的欲望，这为七巧的心理变异埋下了伏笔;其次是七巧送走兄嫂到拒绝小叔子表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七巧在不断抗争，并且自身的欲望也在不断找寻突破口;最后是曹春喜事件到小说结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七巧的异化心理全部爆发出来，甚至波及到了自己无辜的儿女。虽然这些行为能够让七巧得到发泄，但是此时的七巧俨然已经成为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物质的牺牲品，并走向了疯狂与死亡。
面对婚姻，曹七巧并没有自主选择权，否则她将具有另一番人生景象。在嫁入姜家后，由于七巧出身卑微，因此整个宅院对于七巧都是冰冷的，她难以感受到一丝丝的乐趣和温情，而又有空虚与孤独陪伴左右。在与丈夫的关系中，名为夫妻，实际上七巧和照顾病人的下人无异。对小叔子的爱难以修成正果、妯娌之间时常发生不和，让七巧的欲望受到了压制，并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困境中。此时的七巧需要寻找到一个精神支撑，于是她对金钱产生了病态的崇拜并将金钱当做自己的依靠。日益缺乏的安全感导致七巧对金钱的欲望也逐渐疯狂和难以压制，最终七巧将自己封闭在金钱的枷锁中，拒绝向任何人展示自己温柔的一面。七巧认为，包括自己的兄嫂、小叔子、儿女在内的所有人与自己接触，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金钱。在此过程中，七巧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变成了一为残忍自私的夫人，她仅仅抓住那笔死钱，并坚信有了钱就有了尊严。另外，由于曹七巧没有经历过美满的婚姻，因此，她拒绝相信儿女能够获得美满的婚姻，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七巧所作出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期盼。但是可悲的是，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儿女却成为了牺牲品：她不让女儿与他人交往、逼迫女儿消除结婚的念头;她教唆自己的儿子吸毒并对儿媳百般羞辱。儿子是七巧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男人，她将自身的爱全部砸向儿子并导致儿子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
二 《金锁记》中曹七巧心理异化的成因
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七巧的心理异化导致她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个异类。张爱玲认为七巧是自身作品人物塑造过程中具有“最彻底”性格的一个，这是因为七巧对物质表现出了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则成为了造就七巧异化性格与心理的重要推动力。在对黄金的追求中，七巧放弃了所有其他正常的欲望，并耗尽了自己的青春，甚至她甘愿放弃男人给她带来的爱抚。由此可见，七巧为了让自身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而牺牲了太多宝贵的东西。而也正是因为她自己失去的太多，所以才开展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复，最为疯狂的是，她将自己的儿女当作报复的对象。七巧的一生都被自身的欲望所束缚，这不仅让曹七巧成为了物质欲望的奴隶，同时也让七巧所具有的基本人性几乎全部泯灭。从七巧心理异化的原因来看，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以及七巧本身对物质欲望的执着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1 封建社会伦理的束缚与压制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对“理”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生”的关注。封建礼教在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强调礼仪和道德。虽然这些礼仪与道德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其消极一面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对女性的压制与禁锢是令人生畏的。在我国文学发展历程中，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阐述了封建伦理思想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上至《诗经》中包括《晨风》等在内的名篇、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下至鲁迅所著的《伤逝》与巴金所著的《家》等，这些著作中的许多女性都想爱而无法得到爱，对爱的铭记则让她们的一生都在经受精神折磨。由此，读者能够清晰地体会到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正常欲望的残酷打压。
在《金锁记》中，七巧本是一位普通的女子，并与姜家这类豪门无缘。能够让七巧得以“高攀”的原因在于姜家二少爷的残疾以及一张卖身契。由此可见，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身就是错位的，虽然七巧的健康和美貌以及江家二少爷的残疾并非世俗眼光中的门当户对，但是在门第财富方面，七巧和姜家二少爷门第财富之间的落差对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天然差距进行了弥补，这也让七巧在进入姜家开始就处在了一种尴尬甚至屈辱的地位上。作为七巧，她具有二太太的身份，但是却明显能够感受到周边人们对自身的不尊重与鄙夷态度。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七巧，则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自卑感。然而，七巧具有好强的个性，并且也并非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性，而当这种性格与周边环境以及自身的自卑感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七巧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对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和尊严进行争取，甚至会产生对姜家人进行报复的心理。关于这一点，张爱玲也做出了描述，七巧认为“一家子都往她的头上踩”，这种感觉带来的愤怒急需找到一个宣泄口和爆发点。另外，七巧心理出现的挣扎与矛盾还来自于她的年轻与相貌，这些资本下隐藏的是七巧依旧翻腾的生命活力。但是七巧的丈夫却因为残疾而无法在生理方便给予七巧满足，甚至在精神方面，七巧也无法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找到依靠。并且由于七巧并非受到传统封建道德熏陶的大家闺秀，因此她本身并不认为自身的命运应当如此。女性所具有的本能以及民间女性所具有的叛逆精神，使七巧无法做到麻木不仁、嫁狗随狗，因此七巧对自己的小叔子产生爱意，这种爱意是正常且符合人性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七巧对女性正常生活的渴望，然而，这种正常的心态却受到了封建礼教思想的打压，因此，在寂寞的情感压抑和难以被满足的情欲下，七巧的心理终于不堪重负，并逐渐成为了心理异化的虐待狂。 2 曹七巧自身狂热的物质崇拜
曹七巧是在社会底层长大的女性，她憧憬着美好的幸福和理想并且并非生来爱财。但是由于七巧的父母在七巧年幼时便去世，因此原本作为个体生命中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父母对于七巧而言是缺失的，替代父母的则是七巧的兄长。而曹大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爱财爱势，甚至他忍心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个残疾人。因此，幼年的七巧在兄长的影响下也看到了势力与金钱，这为七巧内心对物质的狂热崇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事实上，当符合人性的正常欲望在受到外部因素禁锢和压抑且一直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会为了获得人性发展而采取抗争行为，只是每一个人在抗争行为强度方面具有一些差异。从七巧来看，她的抗争欠缺坚决性，这主要是因为她本身并不具备与世俗抗争道德的斗志，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则在于黄金。即便是人性欲望被压制，她也不愿意放弃的东西就是黄金，这并不是因为黄金的价值超过亲情、爱情等，而是因为在得不到亲情和爱情的前提下，只有黄金才能够让七巧获得安全感和心理慰藉。因此，在小说文本中，读者可以看到七巧不断用自身的尖刻甚至粗俗的手段拓展着自身的空间，同时又通过努力奋斗来力求争取更多的尊严和地位。在此过程中，没有人再亲近七巧，这样黄金成为了七巧释放自身欲望的重要突破口。在黄金的作用下，七巧不彻底的抗争变成了欺辱吓人、与亲人吵架攀比，最为激烈的反抗也只是在分家过程中为了得到更多财产而据理力争。
从七巧的命运来看，并非所有的抗争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欠缺斗志的抗争则不可能获得胜利。就这样，黄金，作为一种超越七巧抗争意志的力量，将七巧人性的抗争发展为心理的异化。异化的心理是现实生活不断打压的结果，这让一个人的人性逐渐走向真善美的反面，而这种异化的心理遭遇到残酷的现实，一个人或者疯狂、或者死亡。实际上，谁也不能否认七巧身上一直存在着抗争意志，并且这种抗争意志是七巧产生心理变异过程中重要的推动因素。在进入姜家那一刻，七巧所开展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欠缺尊重甚至欠缺同情的生活境遇慢慢磨去七巧身上尖锐的棱角，许多本具生气的东西逐渐消失。七巧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使七巧产生了对物质的疯狂崇拜，而这种对物质的疯狂崇拜又导致了七巧反抗的不彻底，因此七巧所开展的反抗是难以对自身命运做出改变的。于是变异的心理逐渐产生，七巧也从一个憧憬美好生活的正常女性变成了一个阴鹜乖戾的女人。在此基础上，疯狂且残忍的事情终于发生，七巧将全部的怨恨和委屈转化成为仇恨，并波及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本应该是七巧最亲近的儿女，也难以幸免，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七巧心理变异的不可理喻和令人恐惧。
对物质狂热崇拜和对正常人性的长期压抑，让七巧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异，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如此而给予七巧一个“变态”的标签，这是因为在《金锁记》的结尾部分，读者能够看到七巧那些并没有被完全泯灭的人性。她摸索着自己的手腕，也许是在回忆，也许是在惋惜。而她的泪水或是因为悔恨，或是因为感谢那些曾经给过自己温暖的人。总之，七巧临死前的行为，让读者能够看到七巧内心生出尚未磨灭的良知与人性，同时也让七巧的性格变得复杂。她灵魂深处最为真实的想法，也只有自己能够了解与清楚，而此时的她也难以使用善恶或者好坏来做出简单概括。至此，张爱玲才完整地刻画出这个可恨、可怜、可悲的女性形象，并引来读者一阵唏嘘。
三 结语
通过《金锁记》，张爱玲塑造了曹七巧这个从纯洁走向恶毒的妇人。七巧心理异化的过程，也向读者展示出了传统社会中女性在精神与肉体上承受的煎熬。虽然张爱玲用文本描述了七巧的丑恶，但是通过了解七巧心理异化的原因后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对人物塑造过程中所怀有的伤感和同情。这一形象，是男权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缩影，而读者在对曹七巧的心理异化进行痛斥与同情的同时，又不禁对我国传统女性所经历的生活困境做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