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上春树《象的失踪》与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张萌（1991-），女，山东省枣庄市人，中国海洋大学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与翻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1
一、《象的失踪》与急功近利的社会
“在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成不了商品的因素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1]消费社会，只有能成为商品的东西才被需要，商品无处不在，大众变成了商品化奴隶。林少华对作品里的象总结道：“太大。大得不能把它杀掉，‘杀一头大象太容易暴露目标。’太老。老得叫人担心，‘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太费钱。‘所需管理费、食物费太多。’太无人气。动物园关闭的时候，别的动物都有地方接受，唯独它剩了下来。”[2]象不具备成为商品的条件，不能给小镇带来经济效益的它成为了累赘，最后注定消失。象的失踪，是对现代社会将一切都商品化、功利化的讽刺。媒体对象的失踪的态度变化也能反映出社会的急功近利。发生了稀奇事件，对于媒体来说有了“头条”，于是都争先恐后，蜂拥而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媒体的关注力度逐渐减弱，象的失踪这一事件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媒体又去寻找另一个“头条”。主人公“我”对工作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激情，每天忙碌于社会的急功近利中，麻木地卖着冰箱和厨房用品。“我”越是急功近利，产品就卖得越好。这些都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充斥着急功近利主义的消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对利用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抨击和讽刺。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每个人都在麻木地重复一成不变的一天又一天。联系作品创作背景，日本在物质生活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人们更加疯狂追求物质上的富足，逐渐忽视了对精神的追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压力加大，开始浮于物质而麻木生活。作者敏锐地洞察到这种社会现实的变化，利用象的失踪表达出了对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功近利主义和崇尚经济利益、商业利益思想行为的批判和讽刺。
二、《象的失踪》与“简洁性”、“功能性”和“谐调性”的社会
林少华在《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中阐述道：“现代社会追求‘简洁性’，而象大而不当，与‘简洁性’无缘；现代社会追求‘功能性’，而象‘举步维艰’，与‘功能性’无关；现代社会追求‘谐调性’，而象形单影只，遭人冷落，与谐调性背道而驰。”[3]象不符合“简洁性”、“功能性”和“谐调性”，因此才被人们所忽视、所嫌弃，最后突然消失。在此就“谐调性”着重进行分析。“我”对女编辑说：“无论式样多好的东西，都必须同周围保持谐调，不然毫无意思。”[4]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机能，并与其他事物保持谐调，唯有如此，世间的平衡才能得以保持。象并没有给小镇带来任何收益，反而一直消耗着小镇有限的资源，这打破了小镇的平衡。象年龄之老迈、身躯之庞大、行动之迟缓与追求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社会格格不入，它的消失是必然的。“我”受到了象越变越小的感官刺激，对平衡感变得极其敏感，体内的某种平衡仿佛也崩解开来，变得彷徨和无助。
三、《象的失踪》与冷漠无情的社会
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们的精神家园变得贫瘠荒芜，人与人之间日渐疏离，整个社会冷漠无情。饲养员和象的亲密给“我”心灵上的冲击，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渴望情谊深厚的默契，向往自然而然的温情，希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我”来说，象和饲养员之间的深厚情谊是自己从现实冷漠无情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这唯一途径消失了，“我”也就崩溃了。“被掏空五脏六腑后干燥了的庞大动物”，这正反映出了“我”的状态。“我”没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只剩下对社会的服从。而恰恰因此，“我”的人生却越来越顺利，社会认同了“我”的存在，这暗含了作者对自己身处于冷漠无情的社会的一种愤恨和无奈，但是作为个人来说这是无能为力的，个人不得不顺从于社会。
四、《象的失踪》与“老龄化”、“少子化”社会问题
象老态龙钟，满眼都是皱纹，动一下身体都显得非常吃力。“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5]象象征着老年人群，是社会不被需要的人群，是累赘一样的存在。日本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孤寡老人死在家中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新闻，老人被忽视这种情况在日本简直是家常便饭。在“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的日本，老人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被解决的话，这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阻力。另外，象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象的失踪意味着男性生殖能力的减弱，这是导致日本社会“少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蕴含着作者对日本社会“少子化”问题的担忧。
村上春树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观察力，从“象的失踪”这一事件，表达出自己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批判、抨击、无奈与担忧。虽然是这样短的篇幅，但村上春树浓缩了广阔的社会视角，通过其令人叹服的写作功力，创作出了《象的失踪》这部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