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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向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3-12

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向

  作 者 徐圣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生。(上海 200020)

  1848年之前,马克思有较多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论述。从《莱茵报》时期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由自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并不如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那么简单,即马克思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其忽视了通过革命框架来理解其他相关概念的内涵,而是直接通过阶级与唯物史观之间简单、线性的逻辑关系来阐释其他相关概念。因为,在马克思早期论述自由和民主的时候,革命并未成为马克思的关键词。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革命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框架性概念的地位。这里,框架性概念是指革命作为关键词,确立了主导的地位,其他相关概念如阶级、专政、暴力、民主等都在革命的框架中获得相应的内涵。相反,在1848年之前,革命仍然处于民主、自由等概念之中,其不是通过革命来阐释自由和民主,而是通过论述民主和自由间接地表达了革命的倾向。可见,1848年之前的马克思并不能称之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应该称之为民主自由论者。随着由唯物史观而确立革命的分析框架,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重新被规定并赋予内涵,民主并未消失。但是,在这时,民主的内涵已经根本上区别于1848年之前的论述。

  马克思由民主向革命的变化轨迹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普鲁士的出版自由问题。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虚伪自由主义”,它“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并且,“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1]。因此,获取出版自由的根本办法在于“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本身[2]。并且,马克思提到,出版自由是作为精神革命而存在的。就书报检查令而言,“普鲁士的作家……获得更多的真正的自由或观念的自由,获得更多的意识”[3]。精神革命与物质革命是相互联系的,“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是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政府当局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当局精神化”[4]。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从自由与民主的角度展开批判,“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5]。自由和民主很好地阐释着革命的倾向,同时,作为革命组成之精神革命,出版自由是必要的组成部分。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较为集中地阐释了其对民主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国家是抽象的。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6]。那么,如何表达这种人民主权,马克思通过比较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关系,认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意义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内容和形式”,“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7],君主制却与之相反。现在,如何实现这一人民主权和民主制呢?马克思认为,“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并且,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认为“立法权完成了法国的革命。凡是立法权真正成为统治基础的地方,它就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正因为立法权当时代表着人民,代表着类意志,所以它所反对的不是一般的国家制度,而是特殊的老朽的国家制度”[8]。那么,这一立法权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对此的叙述充分展示了民主,也即普选制,作为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并且,这是革命性的改变。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对于“一切人都直接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的否定,相反,只有民主的因素“才能使国家成为机体”[9]。民主因素表达的即是,“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象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10]。可见,马克思仍然将民主――也即其在《莱茵报》时期叙述的普选制――与革命结合在一起,是通过叙述民主来阐释革命的。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开始不断强调政治革命的重要性,也即趋向于将革命作为关键词来阐释其思想内涵。按照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比《莱茵报》时期与《德法年鉴》时期,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轨迹。前一时期,马克思在叙述革命时,是以民主和自由作为关键词,包括出版自由、普选制等,这些都是马克思的主要指向,革命被掩盖在民主之下。但是,后一时期,马克思逐渐将革命与民主结合起来,并且,革命作为关键词不断趋于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主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失去作用,而是说,民主当然地作为革命的组成,只是,民主的内容需要置于革命的框架中来作出具体的分析。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政治解放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一方面,宗教问题需要从政治的层面来解决。马克思分别列举了德国、法国和北美各州三种情况,宗教问题实质上是政治不彻底的结果。例如,在德国,“不存在政治国家,不存在作为国家的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神学的问题……不管我们在神学中批判起来可以多么游刃有余,我们毕竟是在神学中移动”;在法国“这个立宪制国家中,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犹太人对国家的关系也保持着宗教对立、神学对立的外观”;只有在北美各州,“犹太人问题才失去其神学的意义而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因此,“一旦国家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11]。另一方面,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解放“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2]。“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个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3]。可见,马克思已经用政治解放超越了宗教解放和哲学解放,并且,政治解放构成了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一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实践过程。   其实,这一变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有体现。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4]。其中,马克思非常清晰地表述了由宗教批判向哲学批判、由哲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变化逻辑,而这一批判就是革命的另一种表述。再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根本在于“不彻底性”[15]。而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相比于无神论以神作为中介,“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现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16]。可见,由宗教解放、哲学解放向政治解放、人的解放是一个明显的递进过程,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不断凸显革命作为关键词的重要表现。

  在1848年左右,民主已经被很好地纳入到革命的框架之下。并且,在革命之中引入了阶级、专政等描述。例如,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卡尔?海因岑的批评中,二者共同阐释了这一思想。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它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17]。这无异于说明,在共产主义者的政治革命过程中,民主可以作为一种革命的路径选择,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马克思同样指出,“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为名分别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18],“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19]。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之前的《共产主义原理》中,革命框架下的民主已经确立。例如,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2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1]。因此,民主已经被纳入革命的框架之中,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解放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路径选择。

  那么,青年马克思为什么由早期的通过民主来阐释革命,逐渐转向以革命作为关键词,并通过革命来理解民主?另外,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失去作用,亦或,这种转变只不过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民主内涵。

  哲学革命向政治革命的转变

  马克思之所以转向通过革命作为关键词来理解民主,主要与其批判的轨迹变迁存在关联,也即唯物史观确立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哲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变迁。哲学批判在青年马克思时期是非常清晰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等,其都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2]。“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23]在这里,宗教枷锁的破除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破除尘世的枷锁,即哲学枷锁。因此,马克思才说道,“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这一逻辑进一步延伸并作出清晰的表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25],而“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的问题”[26]。可见,由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由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由政治批判(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已经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是基于这一批判逻辑的发展(即唯物史观的确立),革命获得了框架性概念的地位,其不再需要通过民主、自由来表达革命倾向,相反,革命的历史逻辑不仅表现在理论上,它更是现实的运动过程。这可以从马克思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转变得到证明。马克思在“大学时期与《莱茵报》时期虽有区别,但都倾向于理性的自由主义”,而在“《德法年鉴》连同克罗茨纳赫时期……开始出离青年黑格尔派并诉诸费尔巴哈,在政治上转向激进民主主义”[27]。这里转向激进民主主义,一方面是得益于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来源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其认为费尔巴哈在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28]。从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已经远远超出哲学批判的范畴,它是对于过往哲学的根本性否定,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这一理论原则是基于现实的表达,从而超越了过往哲学缺乏现实基础的抽象论述。因此,这其实就是哲学的革命,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激进和革命的立场。   很快,马克思就开始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因为费尔巴哈的哲学革命终究还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原则表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9]。可见,马克思需要把理论原则真正地立于现实基础之上,这即哲学革命和哲学批判,而这一批判和革命的过程就是之前提到的政治解放的过程。马克思“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对现实政治的漠视态度”[30],哲学批判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实现。那么,政治解放意味着什么?“第一,政治批判必然要求落实为社会革命,并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第二,政治解放必然要求表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第三,政治解放落实于私有制的克服以及财产关系的重新占有。”[31]因此,对于费尔巴哈的否定意味着哲学批判需要落实为社会革命,革命已然取代民主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关键词。通过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人的解放)的过程,民主已经不能充分表达马克思的思想内涵,革命自然而然走向前台,成为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词。

  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规定

  马克思的批判由哲学转向政治,革命作为关键词开始走向前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失去其地位。相反,民主被纳入革命的框架之中,重新获得内涵,变成革命的路径选择之一。不管是1848年之前,还是1848年之后,马克思都没有放弃民主作为革命的组成部分,只是,民主是通过革命这一框架性概念来实现“复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宪章派问题上的态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32],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33]。因此,在资产阶级消灭了一切等级之后,接下来,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34]。可见,宪章派构成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组织和载体。到此为止,可能很难发现民主的影子,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英国的宪章派在政治斗争中,采取了什么样的革命策略和路径选择。一方面,面对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35];另一方面,如何实现这种替代,宪章派的政治斗争可以采取民主的路径,这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36],相反,在德国和法国,因为还没有解决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的问题,即消除一切等级,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建立这种统治。

  由此可以看出,革命作为历史逻辑,其包含了民主的实现方式,也即民主可以作为革命的路径选择之一。这里,通过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抛弃民主。这并不是由马克思自身决定的,而是与当时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关联,即历史语境问题。

  “到17世纪时,民主这个词可以说仍然是个被鄙视的词。只有那些最为逍遥自在且屡教不改的异端分子……才能采取民主的政治立场,甚至也还得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很亲密的小圈子中。”[37]在这里,邓恩清晰地描述了17、18世纪民主所处的状态。民主处于不受欢迎的地位,不仅有来自等级贵族的排斥,同时,也包含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否定。一方面,在法国,如达金森认为,“民主是对王权的有益补充,而非其对手或是潜在的替代物……法国王权最急需的并不是对其进行限制而是对其进行指导;而且不管是贵族还是教会都没有任何能力单独为其提供这种指导”[38]。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家直接“将欧洲封建主义结束后的政治时代看做是一种混合了君主的、贵族的和民主的因素并且在彼此之间保持着精心的平衡的政府体系,并且程度不等地欣赏品味着中世纪的贵族权力在抑制王权的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39]。可见,民主对于等级贵族而言,绝对不是受欢迎的事物,即使允许其存在,那也仅仅作为等级贵族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同样在法国,民主不仅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需求,同时,还制造了巨大的政治恐怖。“1788年的法兰西与其说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实体国家’,还不如说是‘散居在两万五千平方里格的地头上的一大群人’”,其需要转变成一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国家”,需要完善“宪政秩序”,从而“能够确保公民享有其自然与社会权利、巩固在其日常生活中有益于改善生活的因素,以及‘逐渐地消除所有那些已经造成恶果的因素’”[40]。但是,这一切通过革命和民主并没有得到实现,相反,其造成的是更大的混乱、恐怖和对民主的忌惮。

  不过,这并不妨碍民主与革命的结合。18世纪晚期,在法国结束与英国争夺世界霸主的战争之后,其发现“自己也置身于革命之中,这场国内的战争如此剧烈,以至于它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独一无二的破坏性的政治概念――现代的革命观念,它不可抗拒地漫遍了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41]。革命来源于对旧有等级特权的深深敌意,对于现实的种种不满,当革命行至罗伯斯庇尔之时,其将民主引入革命之中,他“使民主作为政治效忠的核心起死回生:它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或是显然不可理喻的政府形式,而是一个被热烈赞扬、并且可能长期来看绝对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焦点与权力之源泉”[42]。伴随着这场“谩骂之词或劝诱之语构成的词语风暴”[43],也即政治革命行动,民主反而作为革命的遗产得以保留下来,并且,其作为革命的象征改变了过去不受欢迎的地位,至少,接受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人不需要再“秘而不宣”,或者是局限在“很亲密的小圈子中”了。其实,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其接受了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叙述,并且,这也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至少在当时,民主还不像20世纪那样,被赋予了不同属性的理解,并且,这不同属性可以是根本对立的。例如,J. L. 塔尔蒙曾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内涵,即“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其实,“两个学派都断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然而,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具有自发性质的,并且是在没有高压政策下自发产生的;另一学派,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则相反,信奉自由主义,认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集团的绝对目标,是为了达到其他成就的目的的话,那么,自由是不会实现的”[44]。可见,不同性质的民主在自由的诉求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以及实现路径的选择决定了民主内涵的本质差异。塔尔蒙关于不同性质民主的理解,并不能准确反映18世纪左右民主的真实状态,倒是更为切合自由在当时的状态。因为,不管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抑或激进政治派别,其都承认自由,可是,在自由的取向和基础方面,却引出了不同的路径,即资产阶级消除一切等级而获得的自由与无产阶级消除一切阶级而获得的自由。民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民主并没有好感,相反,政治激进派别,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政治斗争,却不排斥民主的方式。马克思从一开始倾向于“理性自由主义”,后来转向“激进民主主义”,再转向革命,其内在原因即在于民主所具有的革命内涵。另外,马克思对于普选制的呼吁,对于英国宪章派革命与民主结合的描述,都反映了这一深层逻辑。因此,时代赋予民主的革命内涵使得马克思不会轻易抛弃革命叙述中的民主内容,民主只是适应性的转变角色,成为了革命组成之一部分,即在马克思的革命历史逻辑中得到“复活”。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存在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变过程,但是,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抛弃了民主的内容,其不过是由通过民主作为关键词来叙述革命,转变为通过革命作为关键词来重新阐释民主,民主仍然是作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必要组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马克思完成了由哲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唯物史观得以确立,革命这一框架性概念成为分析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民主必须退居其后,重新规定;另一方面,民主之所以仍然作为革命理论的组成,与那个时代对于民主的理解存在紧密关系。民主在18世纪左右并不受到欢迎,但是经过革命,民主开始作为革命的遗产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民主也是一种革命。正因为如此,民主在马克思的革命框架中重新“复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8世纪左右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同于后来20世纪将民主作出不同性质的区分,即阶级民主、民主的阶级属性等。如果按照观念史的方法作出区分,18世纪左右是革命作为关键词,包括马克思在内,民主是被纳入到革命框架之中来理解的;相反,18世纪左右,对于自由的理解反而存在不同性质的区分,这涉及到自由的内容和基础,比如消除一切等级的自由与消除一切阶级的自由之间的差异;19世纪末至20世纪,替代革命作为关键词的是阶级,在阶级框架下,民主开始了不同性质的区分,一种民主类型构成了革命,另一种民主类型可能就构成了反革命。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诸多误解和分歧,也正是在于忽视了民主所处的逻辑结构(即革命框架)和时代背景(即民主作为革命的当然组成)。马克思不仅在青年时期保留了民主的内容,即使在后续的革命时期以及晚年,其仍然没有放弃民主作为革命的当然组成,并不断丰富民主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应有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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