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头”光下看中国农村的变迁
《日头》是关仁山在2014年8月新出的一本小说，作为其“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的描写仍在延续着《天高地厚》《麦河》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但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作者一改前两部小说对农村改革的歌颂，而是专注于对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封建流毒、延续至今的中国农民劣根性进行揭露，特别是揭露自改革开放以来，乡间势力与资本实力、官场势力的联合对农村生活境遇的恶性破坏，对乡村文明的深度摧残。在作品中，作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生活、农业发展，同时作者更加注意探寻农村人的内心世界，深化思考当时农村的文化、政治、宗教，从而写出了自己的一番理解和感悟。
一、重要人物形象分析
作者在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将人物的性格突出化，除了写人物的外在生活，也写人物的内心活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权桑麻是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善于把复杂与简单、诡秘与坦诚、凶残与善良搅拌在一起，令人捉摸不透。他厌弃天启大钟和魁星阁等，惧怕和排斥这些文化象征物背后的精神秩序。他骨子里充满着愚昧、贪婪、野蛮、占有和掠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权力、“土豪”的三位一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问题不是单一的，它是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的。权桑麻这个形象既是当前中国农村基层腐败村官的真实写照，也是乡间黑恶势力的形象表现。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涵盖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权桑麻死了，但他的阴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儿子权国金身上，也象征着权桑麻专制体制的实质性延续。”{1}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是金沐灶，他是一个与权桑麻、权国金们展开政治文化较量的复杂多维的形象。恢复高考后，他积极参加考试，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省里的状元。毕业后，他回乡当了乡长，招商引资，为追回乡亲们的补偿款险些丧命，续文脉重建魁星阁，这些都是他作为一名志士所做的好事。但是因为执拗和迂阔，他在与权氏父子的斗争中弄得满身伤痕。这种正面人物可能很多小说中都有，但是他又和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农村人物不同，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资源的大力汲取和探究上。他深挖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对官商勾结的恶意资本勇于批判，对人类劣根性进行反思；他也深知如果不在人们心中建起魁星阁，即使农民真正富有了，骨子深处的虚无和卑贱还不会改变。他身上有佛家的宽大，有道家的崇尚自然，有父辈的儒家精神坚守，还有些许基督徒思想，是一个具有多种思想和文化元素于一身的人物。
二、创作原因探究
作者在创作了《天高地厚》《麦河》两部乡村小说后，又写了这部揭示乡村建设发展问题、农民劣根性的作品，与之前的两部作品风格不一。导致这种变化是有外因和内因的。
首先，外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外来资本的侵袭，乡村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宁静和谐的乡村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乡村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结构等都发生了动摇。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环境对乡村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作品中的日头村是一个文化村，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说村里出过文武2个状元，31个进士，68个举人，出过上书、侍郎、翰林和御医”。“天启大钟、状元槐和魁星阁”是日头村的文脉，也是日头村的文化符号。但在“文革”中，魁星阁被毁了，天启大钟被埋了，小学校长金世鑫也因为保护天启大钟吐血而死，最后剩下一棵孤零零的老槐树也险些被锯掉。“文革”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因素导致开发商与村官相互勾结，在日头村盖楼时，为了既得利益，又想把状元槐挪移挖掉。后来，人们搬出了日头村，住进了楼房，这时“状元槐突然不绿了，枝枝杈杈，枯了”。这表征了乡村文化的衰落和乡村文明的末落。此外，随着工业对乡土资源疯狂的侵占、掠夺，人们所歌颂和向往的田园风光也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内在原因。农民的家园被破坏、利益被损害、尊严被损伤，作为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关仁山，对此感到无限的伤感和伤痛。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作者对当下农村道德失衡、精神异化、文明衰落的境况进行了真实的叙写和深度的揭示，《日头》就此产生。这部作品对乡村政权的腐败和乡村文明的衰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这对我们深刻认知农村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小说产生的现实意义和影响
小说中的日头村是当下境遇中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暴露了现今一些农村假繁荣、真凋敝的境况。
首先，它揭示了建设过程中农村生态破坏问题。日头村因为钢铁厂的建立和铁矿的开发，使得生态文明遭到极大破坏，美丽的披霞山“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了”，铁矿的粉尘使得日头村乌烟瘴气，“植被被污染得百年之内都不会再生长了”，“燕子河污染成黑泥汤子河了，血燕喝了燕子河水毒死一片一片的”，由于污染，村里癌症病人也越来越多。
其次，它还揭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问题――腐败。权国金掌权以后，借搞城镇化之机，与开发商强占耕地、强拆房屋、强令拆迁，以牟取暴利；村里贫富悬殊一天天拉大，权家和袁三定疯狂敛财、挪用公款，把资金转移国外。小说探究腐败固然是多种原因所致，但也深度剖析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民间腐败集体无意识，成为了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如《日头》中村民对权桑麻敬畏和羡慕，因为他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死后旧魂附在权国金的身上，靠骨头给儿子传达指令，控制百姓，使得要补偿款的村民一听到他的声音，闻声色变，恐慌不已，“纷纷逃了”。人们对权家父子的唯命是从、忌惮恐惧，不仅说明了权家父子的强势，也说明了村民的劣根性。正是这种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不仅使日头村的村民失去话语权，失去与腐败势力抗衡的能力，也对日头村以金沐灶为代表的先进力量有着强大的制约和阻碍。
作者通过小说告诉大家要抗击腐败，就必须从民间文化基础和民间集体无意识来着手，提高农民的反腐败意识，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小说从文化的深层探究了如何产生腐败以及如何根绝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对现实社会的确有着深层意义。
关仁山的作品有“问题”意识，但他并不是一个停留于写“问题”的作家，他真正的魅力在于他对中国农民的灵魂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对土地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悟融通。《日头》的出版，标志着关仁山这个“农民之子”，脚踏坚实的大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由当代农村的歌者变成了一个批判者。这标志着作家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的增强，创作的力度和生活的厚度的加强。
{1} 关仁山、张继全：《关于〈日头〉和“农民三部曲”》，《河北日报》2014年9月12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