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现代性建构
作 者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南京 21009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12&ZD029）
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面对全球化语境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竞争的新格局，必须走一条社会治理能力全面创新的“社会精准治理”道路。这一治理模式和理论实践是针对中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短板问题”而提出的，在问题精准定位的前提下，推行精准管理、精准对策、精准扶贫和精准目标构成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本文拟就社会发展的“短板效应”提出针对性的解决之道，并通过对经济较发达地区建构“社会精准治理”范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中国整体现代化建设提供“社会精准治理”的经验和样本。
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精准治理”
一个好的政策，不能替代一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好政策。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存在区域差序化格局的社会体系，制定方针政策必须要具有分区域、分层次和分类型的针对性指导功能。“社会精准治理”就是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现状提出的一种可持续治理模式。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主体经济区大体上表现为省域范畴的运行体系，在不同省域范围内形成区域性的差异化社会结构，各省域之间不仅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水平和问题的差异，还存在着区域性社会治理能力、区域性发展政策和区域性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一些相对发达省域，特别是苏南“小康”和区域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社会多类型化的先发地区。从理论上讲，区域社会现代化过程必然以“自组织”的方式构成特定的社会治理类型，包括不同的政策模式、行为模式、文化模式、经济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和区域创新模式等有多种差异的社会类型。[1]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在区域性人口集聚与扩散、集中与分散、侵入与接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的演替过程中，形成了典型梯度化的区域社会发展体系。[2]通过区域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省域，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的落差越来越大，仍在深化的区域型“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增加较发达地区新的社会问题，也使得后发地区的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后发地区形成经济社会问题的“回波效应”――“区域性短板效应”，将成为影响中国整体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滞后力。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总结先发地区的成就和成功经验，直面现实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到阻滞社会再发展、区域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短板”，寻找那些不可避免且可能愈发严重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社会精准治理”，这也是实现十三五规划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发展方式比发展本身更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分析“短板效应”的视角而提出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其宗旨就是为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通过综合分析可以看到，北京、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可持续性优势”有着共同的特点。如国民总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的增长、新型产业和经济水平的新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地域生产力和人口结构的优化、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基层覆盖率较高等。但是，在这些辉煌的“发展共性”后面，还有很多显性化的社会“短板问题”，虽然不同地区“短板问题”的类型、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是，这些问题都直接构成了影响社会整体现代化发展的滞后因素。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分析，较发达区域的“短板问题”恰恰也具有普遍性，而我们要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短板问题”，首先应该从较发达地区开始。如此选择，除了因较发达地区现存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外，还因为较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具备了“精准治理”解决“社会短板问题”的能力。当下的关键是，能否在思想认识上先走一步，找到“社会短板”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而以“精准治理”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精准治理”是“现代性”建构意义上的概念，也是应对全球范围文明冲突挑战所提出的社会治理新理念。“社会精准治理”强调“以人为本”，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社会风险成本、社会运行成本和生活安全成本为主要内容;以提高人民福祉、推动社会和谐、建设民众幸福生活为终极目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寻找影响当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短板问题”;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有效性的、精准性的解决方案，实现对现阶段“社会短板问题”的彻底解决。目前，在国家社会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方面，“社会精准治理”作为一个社会治理范式，已经在顶层战略设计中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比如，习近平2015年在贵州考查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3]这很短的一段文字用了10个“精准”字样，既显现“精准”这一新概念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价值与重要性，更显现当代中国高层对某些重要“社会短板问题”彻底治理的要求和迫切希望。 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精准”这一概念注入了很多新的内容与意涵，如时间精准管理、战略精准控制、产业精准定位、问题精准处置等。最典型的是美国在1990年代提出的“高级精准农业”的理论与战略模式[4]，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样板。近年来还有“精准医学”、“精准营销”等新思维、新概念和新方法的产生。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数据、网络+等广泛的应用，为“社会精准治理”提供了理论和技术前提。
任何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在某种意义都是对以往利益结构的再调整，必然衍生相关的社会问题。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存在的复杂性是空前的，既有全球共性问题也有地方性特殊问题，既有显性问题也有隐性问题，既有静态问题也有动态问题，既有传统结构性问题也有新产生的问题，等等。在这些共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对立统一中，找到关键性问题、关键性环节和关键性要素，是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当下，人们能够感受到的社会问题很多，如环境与空气污染问题、城乡贫困与就业问题、房地产价格与住宅公平问题、产业雷同与经济结构失调问题、政府管理错位与市场失灵问题等。诸如此类的“社会短板”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负面影响权重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管面对何种社会问题，必须明确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并加以分类，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终极原因、临时诱发原因等。全球范围的社会治理经验证明，只有做到及时发现关键性问题，及时把控关键性问题，及时找到关键问题的关键环节，及时解决关键性的核心问题，及时对问题进行“精准治理”，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从学理上看，中国社会存在典型的“结构性功能失调”，主要表现是那些特殊的“社会短板”，如贫困、失业、生存尊严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短板”在有些地方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还在恶化。对这些显性化的“社会短板”问题，仅仅用一般性的政策指导和一般性的号召方式来进行治理，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找到社会问题的“结构洞”――“短板问题”的关键所在，才有希望解决问题。如是，也可以这样说：“社会精准治理”就是要率先精准解决“弱势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的需要及问题。[5]
在当代社会快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各类要素处在一个多元高速整合和嬗变之中，社会处于多样态的“文化坠距”与“社会坠距”的“异质性”的文化矛盾之中，“文化转向”[6]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会让人们很难发现社会问题的本质。有学者言：社会“各个部分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变迁”。“文化一部分的迅速变迁必然要求其他相应的部分也随之变迁……工业的变迁必然要求教育体制的改变以适应工业的变迁。工业和教育是两个变量，如果工业首先变化，而教育跟着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工业就是自变量，而教育是因变量。”[7]社会各要素转型、变迁的速率不一致，必然产生某种社会失调和“社会紧张状况”[8]，进而引致多发性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基于如下假设，即社会系统由互相联系的成分组成……在两个或更多的组成部分互不相容的情形下，社会系统的均衡就被打破了。这可能会导致社会变迁”。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造成不相容，往往会出现“包括人口失衡、失范、某些稀缺形式、角色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价值冲突，以及地位痛苦等情形”[9]。社会系统中的“组成要素”不相容的问题，在现实中国社会中表现得纷繁而复杂，如果不能“精准地”找到问题的核心，并以“精准”的方式加以解决，相关问题会伴随社会的变迁而更加严重。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很多，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关键有四：其一，建构系统的“福民富民”执政责任理念。政府要有全新的社会治理服务创新意识，政府管理服务的目标就是为民众造福，没有其他。“社会精准治理”要求政府必须改变以往“报喜不报忧”、“一般号召”、只发“政策文件”不管结果的粗放式政绩管理体系和意识，建设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社会精准治理”责任体系。其二，建构有民众参与和社会整体文化认同的社会治理机制。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组织、企业组织和市民多方共同参与，让民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其三，建构智慧型“社会精准治理”创新体系。中国古语云：“圣人见于未萌。”[10]最先、最快、最准地发现社会问题，是社会“精准治理”的最低要求。要运用大数据、智能技术和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直接对社会问题进行精准化模型描述、精准化的数字系统分析和精确化的结果处理。其四，建构精密的组织体系和精准的目标管理模式。强调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精准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精准的，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方法是精准的，解决问题的预期目标结果是精准的。这些要求也是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加剧和频发的应对策略。
“短板效应”与“社会精准治理”
从国情、省情和区域性差异化及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来看，在不同区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不同的。因此，“社会精准治理”必须从针对某一区域某一事件的治理开始，否则必然又回到以往笼统粗放的行政管理方式上而达不到彻底治理的效果。如江苏作为一个省域，苏南、苏北的经济差异非常大，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也有类型化的区别，苏北作为相对欠发达地区，长期影响着江苏整体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很多“社会短板问题”往往被政绩所掩盖，成为被遗忘的社会角落。因此，能否治理好关键性“短板”问题，不仅具有样板效应，而且还会在整体上影响区域现代化发展速度和质量。要明确指出的是，“社会短板问题”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和渊薮。
1. 人的现代化――文化贫困与文盲群体问题
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现代人群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整体的教育水平。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1]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改变教育发展中的结构性缺失问题，使固化的社会阶层形成全新的流动模式。[12]根据相关年鉴资料整理，作为经济社会较发达的江苏，文盲总人口仍有近300万人。其中，徐州40万人、扬州18万人、淮安24万人、苏州24万人等，即使是高学历占比较高的南京文盲人口也超过21万人。一般说来，教育水平凹地必然也是经济贫困地区，相反亦然。截至2014年底，江苏共有18万低保户，总人数超过35万，贫困县多集中在苏北的丰县、睢宁、如东、灌南、滨海和泗洪等，这些贫困区县也都是低教育人口和文盲占比较高的地方。在江苏农业劳动力中，大学以上学历仅占0.53%。从对“短板问题”的“社会精准治理”来说，必须对低文化、低教育和文盲群体加以“精准治理”――脱盲脱贫。就江苏而言，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具体、彻底地解决300万文盲人口的教育问题，并着手在整体上改变农业劳动力低水平教育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改变劳动人口低教育现状、大幅度减少文盲群体数量、进行全面扫盲教育，属于“社会精准治理”范畴，也是贫困群体改变贫穷的必由之路。另外，文化贫困会衍生出连锁性的代际贫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必须纳入“社会精准治理”范畴，否则会形成“代际贫困”，进而转化为长期的社会问题。 2. 社会认同――“深度老龄化”与“失独老人”问题
《礼记?礼运》篇提出“大同社会”的核心是“老有所养”，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10月1日的“国际老年人日”呼吁，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财政、法律和社会保护措施，使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摆脱贫穷，并确保他们享有尊严的、老有所为和健康的生活的权利”。江苏早在1986年就已经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出全国5个百分点。[13]但是，其关键性问题不是一般的养老问题，而是“深度老龄化”正在成为一个深化的社会问题。根据“六普”的数据，苏北某地级市户籍人口538.7万，其中常住人口仅480.0万，净流出人口58.7万，超过户籍人口的10%以上。2015年这一数据虽略有改变，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仍有70万人左右。一些乡镇作为人口流出地，“老无所养”的空巢家庭和空巢村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县市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28%，是未来20年后的中国老龄化水平。“深度老龄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两代居老人家庭”问题，即60多岁老人养80多岁老人的现象。以南京为例，60岁以上“两代居老年人家庭”数量已经超过3500多户，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两代居老年人家庭”生活压力十分明显，不仅生活难度日益加大，而且因“空巢”期的延长，往往导致孤独、落寞、生活失重等“联动型社会危机”的发生，有的家庭甚至到了无以为计的程度，如果政府不加大扶持和治理力度，其家庭困难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是，人们通过“深度养老问题”的感受，容易对政府的社会服务管理、责任能力产生误会和负面评价，是社会整体文化认同的负面舆论“漩涡”和社会舆论导向的重要影响因子。解决此类问题是政府的直接责任，更是“社会精准治理”的具体内容。
与此相类似的是“失独家庭”问题。全国“失独家庭”已超过100万，江苏“失独家庭”49周岁以上有3万多人，全国每年还要新增“失独家庭”近8万个。这是一种“特殊型困难家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生活困境问题的产生有政府的政策性责任。[14]虽然全国各地均出台了针对“失独家庭”的优惠扶助政策，或给予保险或提高扶助待遇。[15]如上海的“失独家庭”特别扶助标准从150元/人/月，提高至500元/人/月;[16]北京为“失独老人”设专门养老院等。[17]但是，因为这类家庭生活困难程度高，丧子使整个家庭和老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生活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对现实和未来缺乏信心，甚至自甘放弃，也成为某种政策结果的生活“样板”。应该说，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负责任的照顾管理是制度优越性与否的具体体现。由于“失独家庭”与政府的政策具有极大关联性，所以对失独家庭的精准扶贫、精准服务管理、精准治理，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3. 农民市民化――“空心村”的衰败与“村镇文化固化”问题
笔者对苏北某地的调查发现，很多传统村落房屋的空置率已经超过20%甚至更高，劳动力流出超过50%以上。某地级市城市化率是53%，但其中有50万城市居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群体（农村户口），加上外来务工的群体有23万人，两项数据给城市化拉升了几个百分点。从总体上说，欠发达地区还没有改变传统农村“小乱散”低效蔓延的现象，一些村镇本质上还被排除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之外。以苏北某县为例（2013年按新口径统计），城市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431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8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化系数为0.497，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结构特征还比较突出。[18]全县34万人有126个行政村，1195个自然村，“空心村”超过15%以上。相比较而言，苏州村落建设解决得比较好，保留自然村1380个，其中古村落14个，传统手工业村庄68个，其他村庄1298个。从总体上看，过度分散的村镇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的难点，也是贫困群体的产生地之一。笔者对湖北某县调研的发现更是十分惊人：110万人的县域有15个乡镇、500个行政村和9930个自然村，10户以下的自然村占40%，“空心村”超过15%以上。很明显，有些欠发达地区传统乡村的分散特性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因近年在城市里打工群体回老家建房潮流的兴起，呈再分散化的趋势。在此需要明确指出：当我们大谈中国城市化已经超过57%时，很多地方的传统乡村仍然在以传统的方式存在着。从省域比较看，山东省常住人口9789.43万人，自然村数量是8.6万个，“空心村”比例为20%～30%;江苏省常住人口达7960.06万人，自然村数量为13.9万个;若按10%的比例测算“空心村”数量，至少有1万多个。当然，这只是一种悲观的计算方法。“空心村”的存在使得大量闲置土地和宅基地难以有效盘活，形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整体现代化推进构成一种障碍型要素。落后衰败村落使农民无法形成集约型城市生活方式，超低度分散的农村社会，无法纳入现代城镇管理建设范畴，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短板”。“空心村”数量增长的问题，已经到了应该全面精准治理的时候了。城市里打工族返乡自建房在一些地方已经十分普遍，如果任其无序发展的话，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将会面临更大的阻力。[19]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运用大数据的统计和管理的方式，以县域为单位，将所有自然村、“空心村”纳入整体治理范围，构建“一减五强”的模式：“一减”指减少衰败型非传统村落的数量，建构集约型的城镇体系（合并没有古村落保护要求的“空心村”和自然村）。“五强”指强化中心镇、特色镇及县域城镇网络结构体系的建设;强化保护传统村镇空间肌理和乡村记忆;强化自然风貌管控与再造;强化村镇就业功能的打造和特色产业的建构;强化城镇新市民生活方式的建构。以充分就业和创业作为核心抓手，以“产城一体”为切入点，提升村镇发展的产业集聚和特色文化功能，构建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资源创新保护开发模式。与此同时，还应该把“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纳入“社会精准治理”范畴。就江苏而言，虽然在2014年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65.7%，但是，仍然有超过2500多万人生活在农村，农村还存在着庞大的落后的文化生态组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还没有真正现代化，落后的文化习俗还有滋生的土壤。如乡村低收入农民群体宗教信仰迷信化问题、基层组织的宗法化和宗族关系问题、乡村落后文化认同和“集体良知”缺乏问题，以及落后习俗的“文化蜕化”越来越严重等问题。 “化镇为市”“化传统农民为市民”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之一。中国有超过2亿多的流动人口，如何让人口流动“扎根”并转化为“新市民”，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社会精准治理”策略，制定专门的、精准的人口引导分流政策规划，从顶层设计中建构城市化与城市人口流动相适应的政策与措施。[20]我们应鼓励建设特色产业镇、“产业集群镇”，推进乡村城镇化、乡村城市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如广东的“特色城镇产业集群”模式、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浙江德清乡村城市生活方式化的“洋家乐”模式、江苏“高淳国际慢城”人口就地城市化模式及“网络+淘宝村模式”等，通过特色城镇建设，创造广泛的、多层次就业空间、人才（劳动力）流动和创业空间，精准推进城乡全域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统一缴纳制度，让更多的从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也能够享有城市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政策，提高该群体的购房置业能力。从“社会精准治理”要求看，还要提倡“村镇文化自觉”，重提农村的“文化新生活运动”，[21]不仅要祛除传统落后的文化习俗，更要通过具体的方式让“新市民”在更短的时间内融入城镇生活，同时加快“在地化”“新市民”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培育，建构契约型的市民社会，亦如马克思所论，创造“新的历史出发点”。
“社会精准治理”与现代风险社会控制
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政策调适功能往往因个体获取信息渠道、方式的复杂而显得越来越弱，在贫富差异越来越大的社会体系内，具有某种“被剥夺感”群体的“异质性”越来越强，在形成文化多元化、社会分层化的同时，既使得主流文化出现式微的趋势，也使得社会存在着某种对抗情绪与隐性危机机制，社会发展的不确定风险因素存在于各个领域。以往，针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果我们剥茧抽丝，直接关注治理与制度的建构关系问题，关注在制度体系下的“秩序机制”的社会自组织整合的话，那么“社会精准治理”就是在制度体系下，重构一种能够“预见未来”的新“秩序机制”。福柯提出的“治理”“意味着精心组织他人行动的可能领域，它是行动之上的行动，对他人行为的行为。……治理是批评态度（或反行为）的来源，它总是包括反对它的某种抵制，表达了不被治理或者至少不以这种方式被治理的意志。”[22]这种“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管理主导下的治理，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意义上，社会学经典理论的“治理性”在强调制度设置、权力调整的同时，也在关注制度的调适功能和行政体系的功能整合。[23]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既定的制度形态面对社会的高速转型和变迁时，都必须要注入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才能适应社会快速变迁的挑战。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在以往风险社会认知的基础上强调制度性建构的创新意义，而“社会精准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创新现代性的表达――新的“有机治理秩序”。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建立制度的本质和目的，除了强化机构与体制工作效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建立使治理形成“极度有效的规避风险的模式”。然而，社会发展与变迁历史“双刃剑”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创造制度、预防和控制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制度本身崩溃的风险，[24]这一点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不胜枚举。如吉登斯所谓，社会存在着“本体性安全”的自主张，但也存在着社会机体的“存在性焦虑”;现代化在推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建构了“结构性矛盾”，必然出现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危机，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二律背反”的必然。对这种社会与制度型的“结构洞”所形成的“存在性焦虑”，重要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建构“制度文化自觉”，形成合理的制度型自我修复、整治和创新机制，而精准预测、精准发现、精准管理、精准操作、精准治理，是对制度性安全保障的一种有机补充。换言之，“社会精准治理模式”是可以改变一般意义上制度和体制上结构性天生缺陷的一种发展方式。
“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也是适应全球化文明冲突挑战的一种创新。[25]网络社会的发生和广泛应用，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陷入对高新技术的“全面依赖”过程，构成现代化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基本特质。在以高技术为主特征的社会范畴内，一旦发生某种事故、突发事件和其他社会问题，往往是传播速度快，社会知晓度高，影响范围广，破坏程度超乎想象，甚至会形成愈演愈烈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全球化发展使一些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经济、技术、军事和宗教等竞争、冲突方式、范围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且复杂，社会问题的演化结果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当我们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当我们的分析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热衷于大数据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现代技术提高了、手段增多了，可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却束手无策了！为什么？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社会治理过于粗放不无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存的社会问题虽然说是不可避免，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治理。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而马克思在更早时间里还这样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26]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但是，不言自明的是，社会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手段变化了，相应的社会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说：“我们就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能够剥夺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把这一过程说成是危机，这就暗含着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解决应使陷于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成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危机被看成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27]当我们在治理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设问：“系统整合持续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性要素是什么？显然，在学理上，我们要解决社会治理主体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找到社会系统能够“容忍问题”的限度和“结构洞”，发现“系统持续失调”的关键环节所在。 可以推论，如果对现存的一些社会问题没有发现的能力，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必然形成典型的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失调”。有些时候，看上去是一个很微少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信息高速和自媒体的传递下，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关系，甚至形成全球性问题的“蝴蝶效应”。如果说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是外部引导的，那么当代风险社会更多地则表现为“人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方式”[28]，而风险社会问题甚至伴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29]这种“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30]的社会现实，将现代化本身作为现代化的对象的思维出路在于，依据“反思”和“自反”这对“结构性矛盾”的社会张力关系，不仅通过解构，同时也依靠现代性建构，以让更多的人来享受改革成果的方式来化解现代化的危机。而“社会精准治理”的人文价值之一，就是为了让底层社会群体有可能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
在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管控失灵”的社会现实，因此有学者说：“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31]“社会精准治理”就是针对某些条件下“市场失灵”和“政府治理失灵”的一个全新的治理模式与路径，虽然其中还有很多内容、方法、程序和理论认知需要去深入探讨和研究，但是，有针对性地强化解决现实中最主要的问题，无疑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