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社会功用与创作个性
一、《水浒传》的“忠义”思想
《水浒传》是一曲“乱世忠义”的悲歌，它通过描写众多英雄人物的经历勾勒出一幅北宋社会现实图，颂扬了忠义，贬斥了奸佞，表达了人民期盼明君的共同愿望。它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原因，起到了警世的作用，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忠义”二字的含义是，“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水浒传》是“乱世忠义的颂歌”，是两宋“忠义人”的历史剪影。《水浒传》既然是一部典范的英雄传奇小说，那么理所当然的可以从梁山英雄群像来探究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主导倾向。以宋江为例，他的“忠义”思想分为“忠”和“义”两部分，“忠”是对国家和君主而言，“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统豺狼，御边幅”，这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义”是对众梁山好汉而言，以“以”相结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宋江虽带领梁山众好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但仍要招安，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的忠义思想。宋江得九天玄女授书，“汝可替天行道，全忠仗义为臣，扶国安民，去邪归正”。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也当即把“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当李逵嚎嚷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反遭宋江呵斥“再休如此胡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宋江捉得呼延灼，道“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捉得关胜，邀他“一同替天行道”。足可见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的“替天行道”是扫除奸佞，杀尽贪官酷吏，并不是反对宋家政权，也从未想过自立为王。“我为人一世，之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直到被赐死，他依然不改其报效朝廷之“忠”。招安之后，起义军接受朝廷征召，去征大辽、平田虎，擒王庆、证方腊，这里的矛盾发生了变化，“义”已经上升为国家民族的大义。
“忠义”才是《水浒》想给社会和民众上的一堂课：当奸臣当道时，以“义”相结，互相扶持，除暴安良。当国家面临外族危机时，忠义之士挺身而出，解救国难，忠于国家，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义。《水浒传》通过描写众多英雄人物的逼上梁山、接受招安，以及最终失败的经历，来反映中国社会特定阶段严峻的历史现实，展现了人民群众对英雄的呼唤、对奸佞的鞭挞和对明君的向往。
二、施、罗的“发愤之作”
（一）“孤愤”的创作动机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怒毒著书”，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暂不论这些评论的切实与否，但《水浒传》中饱含着作者的强烈情感情和个人目的是毋庸置疑的。招安以前，写一群忠义之士如何被昏君佞臣逼上梁山，而尤“愿瞻依廊庙”。接受招安以后，写忠义之士如何被昏君佞臣逼上绝境。有“助行忠义，卫护国家”之心和能力的人，却不见被用，导致国将不国，这是作者郁结于心的“孤愤”。正是作者的这种强烈的“孤愤”情感，使他想要通过对梁山起义故事的展示来总结宋代灭亡的原因，以给后世起到一个警戒作用，这形成了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
（二）矛盾的创作思想
作者的创作思想具有先进性和局限性两方面，这两方面的矛盾导致了《水浒传》思想内容上的矛盾。一方面，作者反对暴政和贪官酷吏，同情人劳苦大众，认为“乱自上作”。另一方面，他受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梁山好汉啸聚山林，锄强扶弱，是值得肯定的；接受招安，效力朝廷，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作者在作品的开端，先把高俅发迹与宋徽宗宠信的关系交代清楚，表明“乱自上作”，表现了作者对奸臣的痛恨、昏君的不满。作者写了上自朝廷官员、下至劣绅恶霸所形成的黑暗统治网，揭示了人民被迫起义的社会根源。这些材料的组织安排，都是受到了作者进步思想和对社会深刻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宋江起义作为历史事件有多种记载，但是作者却改变了传统艺术中宋江招安后加官进爵的大团圆结局，选择了征方腊后被杀的悲剧结局，他这与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有关。同时，为了突出宋江的“忠义”，作者在选择、加工水浒故事材料的时候，改变了传统话本、杂剧中宋江“勇悍狂侠”的性格。这些编排与改变，都是作者个人思想情感的映射，也是创作个性的体现。
三、总结
《水浒》载“忠义”之道，达警戒之心，是一部文学社会功能与作家创作个性和谐交融的作品。在社会功用方面，它给我们广泛的展示了宋代的社会面貌，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经济政治、世态人情。同时也涉及到了多种文化文化，包括商业文化、民俗文化、娱乐文化、绰号文化、方言文化、地域文化等等，展现了美的和丑的、娱乐的和沉重的，提高了我们的审美鉴别能力。更重要的是，《水浒传》谱写了一曲忠义的赞歌，表达了人民期盼明君的共同愿望，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原因，对后世起到了警戒作用。在作家创作个性方面，它是“发愤之作”，作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矛盾创作思想影响着材料和情节的编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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