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箱小说《翅膀》中映射的社会现象
作者简介：张慧雯，女，1993年出生，汉族，山东省德州市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系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引言：
李箱（1910-1937）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韩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心理意识小说与超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所生活和进行文学创作的年代正处于日本全面侵占韩国的时期，当时整个韩国已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并呈现出殖民地统治下严重的畸形病理状态，李箱通过对原有文学形态的解体突破，运用全新的意识、语言和形式构筑文学世界，为韩国文学界确立了新的认识视角的同时也为世人展示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
《翅膀》是李箱小说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主要讲述了终日封闭在黑暗房间，与社会隔绝；依靠妻子养活却从未真正作为丈夫存在过；丧失了自我意志和自由的知识分子“我”在妻子外出时偷偷进到妻子房间摆弄妻子的私人物品通过感官上的刺激和联想满足对性的欲求。而作为卖淫女（以卖淫谋生）的妻子碍于我的存在不但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我的自由并且后来将安眠药当成感冒药拿给我吃。当我发现此事对妻子产生疑虑时，无意间目睹了妻子的卖淫现场。备受打击和委屈的我从家逃出跑到楼顶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的二十六年。此时，正午的汽笛响了，我渴望自己长出“翅膀”并在心中默念“飞翔吧，再次飞翔吧”。
笔者注意到小说中“我”与“妻子”等周围的人相比有两处很明显的不同，并且这两个不同点贯穿了文章始终，引起主人公“我”的兴趣并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说是小说的焦点部分。这两点分别是“‘我’的‘金钱交易’能力的丧失”和“‘性交易’的不具”。本文将针对这两个方面通过小说主人公“我”与其他人物的对比分析说明其各自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及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人所呈现出的不同反应和变化。
一、狂热“金钱交易”背后的商业化发展及金钱、物质至上主义的盛行
“钱”这个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我”对“钱”态度的变化是伴随“我”自我意识分裂到恢复觉醒过程中的。起初“钱”对于“我”毫无意义，充其量像是玩具只有娱乐功效而且我早已失去了“花钱”的能力。之后“我”开始对钱产生兴趣因为“我”总是看到“客人”给“妻子”钱然后“妻子”再把一部分钱给“我”。“我”对此进行研究并认定给别人钱时有一种快感。笔者认为主人公“我”在这儿所设想的快感其本质是个人内心“尊重需要（马斯洛五大需求层次理论之一）”的满足感。当给别人钱的时候，予钱人往往处于这一经济利益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并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来自对方的尊重。这种感觉是“我”独处房间所不曾也无法体会到的感受。
之后“我”在几次外出的过程中不断刷新对“钱”的认识。这期间，“我”给妻子钱，妻子对“我”态度变好，叫“我”去她的房间一起吃饭甚至允许“我”在她的房间留宿。我喜欢上了“钱”，它让我有了存在感也了使我与妻子变得亲近。
就这样，“我”由起初的对钱毫无概念认为它毫无用处，到后来“我”拿着钱进行外出尝试并在这个过程中喜欢上了钱，感觉自己不能没有钱。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在其《动机与人格》著书中讲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是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某一特定的欲望……目标本身远比同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道路是由特定的局部性文化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人在满足自己内心基本需要时受不同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其满足需要的方法途径是不同的。
这一观点对小说中“‘我’的金钱观的改变”做出了社会背景方面的回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加速了朝鲜现代化和都市化发展，人们的物质、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观念日益膨胀，商业化的不断发展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甚至人们的交流与沟通逐渐被建立在了金钱交易及物质的基础上。起初“‘我’的金钱观”或者说是物质观念像是一张白纸，内心充满了对“尊重”的需求。而“我”就是在这种人情淡薄、物欲横流、热衷金钱的社会环境影响之下，与妻子等周围的人一样选择了通过“钱”通过“金钱交易”来满足个人的需要。小说中“我”的改变在还原自我意识恢复和觉醒过程的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环境摧人沉沦堕落的事实。然而最终在“我”觉醒之后，把妻子的钱放到门槛毅然离开。这个细节显示出“我”内心对妻子背叛欺骗的愤然和反抗，也从侧面证明“我”最终并没有沦落成为和妻子等世俗一样只一味追求物质金钱而忽视其他一切的人。
二、“公娼制度”下“性交易”与利己主义的泛滥
小说《翅膀》中“我”与妻子以及妻子的客人在对待“性”的问题上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妻子来说，“我”就像是她饲养的一只动物而并非作为丈夫的存在，我的房间与妻子的房间隔着层推拉门，“我”与妻子分开吃饭、作息、生活。“我”对性方面的满足方式：趁妻子外出时偷偷进到妻子房间摆弄妻子的私人物品。文中把这称为“‘我’的游戏和娱乐时间”，但实质上“我”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感官上的刺激和联想来获得“性”的满足。
相比“我”来说，“妻子”是把“性”作为一种交易买卖的工具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获得金钱物质上的满足；“客人”是用物质条件换取“性”满足。这种现象直接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朝鲜推行的罪恶的“公娼制度”。
自1876年朝鲜开埠以来，日本的公娼制度逐步流入朝鲜。起初基本上只是日本卖淫女针对居留在朝鲜的日本人进行的后来朝鲜女子逐渐增加。清日甲午战争之后，在朝鲜釜山、仁川、元山等日本人的居留地卖淫场所不断增加，日式的公娼制度开始正式引入朝鲜。1904年首尔开设了第一家卖淫场所。自1906年统监府设立之后，卖淫场所在全国范围内的日本人居留地开设，这标志着公娼制度在朝鲜的正式扎根立足。而1910年之后在日本的武断统治之下这种公娼化政策不断加强直到1916年各个道的公娼政策统一化并颁布了贷座敷娼妓取缔规则，标志着公娼制度在朝鲜的正式确立。韩日合邦以后公娼数量不断增加，1910年从事卖淫女子的人数为1426名而到了1930年末增加至约3000名。
了解了当时公娼制度的背景之后再看小说中“妻子”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在当时卖淫行为合法化的环境下作为一名有夫之妇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获取物质利益，这种行为违背了人伦和道德却为社会所允许。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妻子在发现自己的卖淫行为暴露之后，第一反应是反过来指责“我”还变本加厉给“我”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这一行为体现了近代化以来人们利己主义观念膨胀，人性自私的天性放大化使人变得罪恶和内心扭曲。小说最后在我目睹了妻子的卖淫现场，认清了妻子的职业和身份，明白了妻子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欺骗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家出走，与妻子一刀两断，心中渴望逃向与罪恶现实相反的理想世界。
结语：
小说的绝大部分内容表现了“我”人格的不具，自我意识的分裂，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但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在经过两方面的考验（“金钱”与“性”），通过“我”与其他人在接触和面对现实世界的不同反应和行为的选择，最终揭示了“究竟谁随着现实不断堕落从而丢失了人格和自我，又是谁在最终展现了人性的本真、纯洁与善良。同时本文根据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简单分析，希望在读者理解小说原文过程中有所帮助。
- 上一篇：社会需求驱动下的图腾禁忌的演变
- 下一篇：网络吐槽的传媒社会学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