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洛阳天津桥的政治空间
2000年3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今洛阳桥以西400米的洛河北岸河滩内，发掘出一处石头建筑遗存。俞凉亘先生通过细致地发掘与研究，将其推定为隋唐东都天津桥遗址。有关隋唐时代洛阳城天津桥的专题研究，目力所及，目前为数尚少。赵振华先生《隋唐东都天津桥研究》一文，是目前所见最为全面的探讨，赵先生在文中关注到了东都天津桥与唐代政治事件间的重要关联，惜未做进一步地分析。在唐代前期有关东都天津桥的诸多政治事件中，“枭首天津桥南”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但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成果，仍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尽管关于隋唐东都天津桥的专题研究尚少，但目前学界对于唐代洛阳城的研究却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因此，本文力图在目前唐代洛阳史研究的基础上，以“枭首天津桥南”这一现象为线索，探讨唐前期洛阳城的“政治空间”――天津桥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
一、枭首与天津桥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族孙易之、昌宗传》记载：
神龙元年正月，则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 、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则天逊居上阳宫。
“枭首”作为法定死刑名称，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有了。“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至隋始定为……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 裂之酷……唐皆因之。”唐承隋制，故《唐律疏议》卷一记死刑名有绞、斩，而无“枭首”。然而在相关史籍记载中，“枭首”之刑在唐代却依然存在。死刑中处置罪犯身体的严酷程度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所以唐律中虽然没有了“枭首”等处置严酷的死刑名称，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枭首”的事例却依旧频见于史籍。这似乎也能说明被枭首者罪行的严重程度在一般死刑罪犯之上，以至于对罪犯身体的处置超越了法定死刑“绞”、“斩”，而是断其首级，高悬示众。
既然唐律中“枭首”并非法定的死刑名称，那么行刑的场所也自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春秋以降，官府处决囚犯的刑场一般是“市”，这一场所具有的公开性契合了官府明刑立威的企图。既然如此，那么神龙元年张易之兄弟为何不枭首于市，而是枭首于天津桥南呢？
为此，笔者搜罗了唐代前期洛阳城内死刑执行的事例。唐前期洛阳城内行刑场所有“天津桥南”、“都亭驿前街”与“市”三处。都亭驿与市颇为类似，其行刑方式为“斩”。而“天津桥南”则为“枭首”，其特殊性反映在被枭首者的身份上。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附族孙易之昌宗传》记载：
（张易之）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晋卿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是武则天晚年的宠臣，枭此二人首级于天津桥南是武则天晚年宫廷政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为了达到最大化的宣示效果，表现在行刑方式上，天津桥南为“枭首”，而非都亭驿前街与市的行刑方式――“斩”。
二、天津桥的政治空间
唐前期洛阳城中，天津桥与中桥是沟通洛水南北最为重要的两处津梁。天津桥是连接洛水北岸宫城皇城与洛水南岸街坊之间的要道。中桥则是洛阳城东部连接南北两市与街坊的重要桥梁。两桥平素车马行人川流不息，成为迎送、游玩等社会活动的代表性场所，是洛阳都市生活的重要景观。但天津桥与中桥之间的地位、功能其实是有差别的。
《大唐新语》记载：
则天朝，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敕御史张行岌按之…行岌惧，逼宣家访妾。宣再从弟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疋，雇刺客杀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宣家有馆客姓舒…通于告者…思竞素重馆客，馆客不之疑，密随之行，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杀汝必矣。”
崔宣宅第，现不可考。武周时期洛阳城定鼎门街两边诸坊大部分是皇族、高官居住。推测武周神都时期驸马都尉崔宣的宅第也当在定鼎街两侧诸坊。那么为何崔思竞“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而非天津桥呢？这恰恰反映了洛阳城中天津桥与中桥之间地位、功能的差别。
首先，唐初洛阳城内部存在着西部政治功能区与东部经济功能区的空间分化。中桥恰恰是洛水之上连接东部里坊街区最为便利的津梁，因此中桥南北人群往来活动频繁，消息灵通。相对而言，天津桥固然当两都交通之衢要，但政治意义不可忽视，不太可能成为“致钱帛，募匿妾者”的场所。所以居住在定鼎街两侧诸坊的崔思竞选择了在中桥南北悬赏“募匿妾者”，而非天津桥。
有趣的是，崔思竞在中桥募而不得，却在天津桥上叱恫了告密者，化险为夷。因为天津桥连接着皇城官署办公区与南岸里坊居住区，官员上朝、就署多经天津桥。所以才有崔思竞守株待兔在御史台侧，待馆客告密返回时，尾随至天津桥大骂的情形。
总而言之，天津桥与中桥之间地位、功能的差异，其实是唐初洛阳城西部政治功能区与东部经济功能区在空间分化上的投影。通过考察唐前期洛阳城天津桥与中桥的地位、功能差异，洛阳城内部空间的相互连接与人群往来有了一定程度地显现。枭首天津桥南的展示对象与感受群体亦得以明晰，主要是出入宫城、皇城官署的官员。 《唐两京城坊考》云：“宫城在皇城北，因隋名曰：紫微宫…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皇帝权力的核心空间――宫城，在此成为了北极星中心星座――紫微宫在地面上的投影。贯穿都城的洛水将宫城皇城与民坊一分为二，这象征着天上的河汉。宫城是皇帝权力日常行使的核心空间，皇城是实现皇帝权力的中央官署的集中分布区，洛水将它们与南岸民坊分隔了开来。正对端门的“天汉之津”――天津桥，作为沟通宫城、皇城与洛水南岸民坊的关键津梁，它的南北两岸也成为皇帝与民众实现空间接触的中间地带。
提及皇帝与民众之间的空间接触，不得不留意上阳宫。自仪凤四年上阳宫成，高宗晚年常居此听政。武则天也经常青睐此地。对此，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韦机之作，列岸修廊，在于 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睹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一方面道出了以往皇帝与民众进行接触的空间阻隔；一方面也揭示出濒临洛水的上阳宫与民众空间容易产生直接接触。因此，唐前期天津桥周边成为了皇帝与官员、民众进行接触的政治空间。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记载：“乙巳，幽州节度使张守圭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枭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在皇帝与官员、民众接触交流的政治空间内悬挂敌酋首级，对皇帝而言是治国功绩的夸耀与统治权威的展示；对官员、民众而言，屈烈、可突干作为边境动乱的主导人物，枭其首于天津桥南是大唐国力与功业的展示，敌酋首级激发了官员与民众的自豪感与认同感，而皇帝的权威与统治的秩序也在枭首“仪式”中，通过官员、民众的情感表达得到了强化。
与之类似，《旧唐书》记载：“（至德二年冬十月）壬戌，广平王入东京，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陷贼官伪署侍中陈希烈、中书令张 等三百余人素服待罪”。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统治权威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东都的收复无疑有助于中央权威和帝国统治的提升，这一瞬间在天津桥南的场景中被戏剧化地表现了出来。虽然在天津桥周边的政治空间里并无枭首“仪式”，但“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陷贼官素服待罪”却构成了富于仪式性意味的场景。意气风发的亲王，威风凛凛的将军，铠甲严明的士兵表达着中央统治的威严，素服待罪的伪官表达着对中央权威的屈服，欢呼围观的士庶民众表达着对帝国统治的拥护。在天津桥周边的政治空间中表达自己意志的同时，他们也成为他人行为、意志的感受者。帝国的统治与中央的权威在这一戏剧化的场景中得到直观地恢复提升。
因此，通过枭首于天津桥南这一“仪式性”的行刑方式，皇帝与官员、民众的意志在此政治空间内接触交流，成为枭首“仪式”的表达者与感受者，影响着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从而使得枭首示众的展示威慑效果达到了最大化。这突出地反映在张易之兄弟的枭首事件中。
《旧唐书》卷九十一《桓彦范传》记载：“斩易之、昌宗于廊下，并就第斩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礼少卿同休，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士庶见者，莫不欢叫相贺，或脔割其肉，一夕都尽”。如前所述，端门外连接洛水南北两岸的天津桥是两都交通的关键津梁，官员多上下天津桥往返于衙署与宅邸，尤其是武周时期亲王、公主、武氏一族、权臣集居于天津桥南定鼎门街两侧诸坊。围绕天津桥，他们与皇帝一起形成了接触交流的政治空间。通过张易之兄弟枭首于天津桥南，武周终结与李唐复立――这一关乎皇帝权力更迭与核心统治秩序变动的政治事件得到了血淋淋地展示。亲王、公主、权臣、普通官员、士庶视觉性地感受到了皇帝权力的更迭以及李唐皇帝的权威。这种视觉性的权力感受随着感受者的身份，渗入到社会的阶层性秩序当中，皇帝权威由此在各个阶层当中得到表达与感受。在这种仪式性的展演过程中，皇帝的权力与权威得到了多方位的确立、维持与实现。
综上可知，作为沟通宫城、皇城与洛水南岸民坊的关键津梁，唐初天津桥周边成为了皇帝与官员、民众进行接触交流的政治空间。通过枭首于天津桥南这一“仪式性”的行刑方式，皇帝与官员、民众的意志在此政治空间内接触交流，成为枭首“仪式”的表达者与感受者，影响着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从而使得枭首示众的展示威慑效果达到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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