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宣传画中的美术与政治
“美术”这个专门名词，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被文艺家和教育家普遍运用。它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原义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等。中国古代所谓“百工技艺”，也是包括同样广泛的范围。中国古籍上均以“绘绩之事”、“刻削之道”、“刻镂之术”、“锦绣文采”等术语来形容。绘画是美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较早出现于人类生活中的艺术种类之一。本文在此讨论的是以绘画作品为主的狭义的美术范畴。
中国古代美术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限于宫廷和画院作为艺术家的经济赞助，其中的作品多为宗教和政治服务，绘画也不例外。即使有一些孤独的艺术家，在山水与田园中表露对自然的追求，逃避现实，但是对社会的不满的表达也是含蓄和隐晦的。例如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对峙之时，李唐《采薇图》描绘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故事，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南宋灭亡后，郑思肖不臣服蒙元的统治，自称“孤臣”。因肖是宋的国姓“赵”字的构成部分，所以改名思肖，号忆翁，字所南也都包含有怀念赵宋的意味。郑思肖把居室题额为“本穴世家”，如将“本”下的“十”字移入“穴”字中间，便成“大宋世家”，以示对宋的忠诚。郑思肖擅画兰，宋亡后，所画兰均无土和根，并被解释土为地已沦丧于异族，无从扎根。类似对故国追思的表达还有马一角夏半边的“残山剩水”风格的山水画，八大山人类似“哭之笑之”的画押署名。画家满心忠诚之情在高压封建的整治下无所发泄，只能以这样的隐晦的方式或者暗喻的手法表达出来。并且由于印刷技术的制约，大众购买力的不足，他们的作品仅限在上层精英圈内部的经行着小众流传，政治意义也只能在有限的文人圈中得以暗中会意。
国共合作时段中，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革命画”这一名词正式出现。该所当时开设的课程中，有“革命画”一课，讲授14小时。政治宣传漫画被称作“革命画”，颇能说明漫画在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据一位参加过广州“农讲所”的学员回忆：“当时革命画成为在农村发动群众的有力的武器”，“不少农民看了张贴的革命漫画、宣传画，受到教育和鼓舞，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参加革命斗争。至此近代中国美术作品中的政治性优势日趋明显。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亦谈到：“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这些木刻家后来纷纷奔赴延安，结合当时政治的需要，融入陕北民间趣味，木刻成为了大规模的宣传印刷品，这股美术风潮一直波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洗礼过的专业美术工作者，抗战胜利后陆续进入报社、宣传队等体制，针对基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引导专门创作的美术作品，这类美术作品一般不以国、油、版、雕的形式，而以“连环画、年画、宣传画”的形式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战斗武器与动员工具的作用。至此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美术作品中政治态度的从古代的隐晦暗喻表变成了近代尖锐明快的宣扬，从上层精英圈内部的小众流传成为了革命先锋以宣传为目的对普通民众的大幅扩散。
在抗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内争的数年中，漫画再次延续其“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多重面相。侯松涛认为在中共控制的解放区，自然是体现政治宣传功能的红色漫画的生存之地，在非解放区，则有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多种漫画的并存共生。本文以晋绥根据地，这一华北根据地的咽喉地带的解放战争画报――晋绥《人民画报》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艺术性与政治性表达作出价值分析；探讨画报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武器与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说明其在革命宣传画发展中的历史性意义。
二、晋绥《人民画报》的艺术特色与宣传特点
晋绥《人民画报》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兴县高家村出版的一份通俗画报。画报为四开新闻纸大小，油光纸石印出版，彩印与单色隔期出版，每月出两期，每期初印三千份，从十六期起增印至四千期。共发行11.1万份左右。画报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农民，同时也向各边区机关、各解放区的文化部门发送。因为晋绥分局要调动人马参加崞代土地改革工作而使《晋绥人民画报》于1947年5月停办。晋绥《人民画报》是晋绥边区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美术报刊，是力群为代表的美术工队经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学习、鲁艺学校下乡实践等思想改造后集体创作的结果。
当然报社的工作并不止于画报创造、编辑和印刷，基于当时特殊的情况工作人员会为晋绥日报刻美术标题字，为教科书刻统计图表，为晋绥边区行政机关刻公章、饭票、粮票，亲自设计钞票并完成绘制，甚至包括为公安、敌工部门造假的“良民证”以便辅助情报工作。琐碎而重要的工作使美术工作者与中共中央的核心意识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样虽然限制了画报的一部分人文艺术价值，但是却是在革命战争初期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意志与相应得政治支持的有力宣传工具。 画报创办于1945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初期。为了紧紧地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以政策为中心，及时反映国内外的政治动态，以及边区各地群众的敌对斗争，土地改革，生产建设，防旱备荒等情况，画报定位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启发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鼓励指导群众开展各种中心运动。”具体的艺术特点分析如下：
（一）漫画的讽刺手法画报中的作品以连续画为基本形式，运用漫画的手法经行表达。常常既用以作为新闻报道，又进行时事评论。漫画之特点在于或通过比喻，或通过寓意，或通过夸张，旁敲侧击地对一些人间社会的现象进行深刻尖锐的讽刺。例如岳烽的作品《蒋家的主子》中将抗战前、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作为进过丑化的手法表现成了亲美、亲日的“走狗”。这样的作品既没有对国民党进行全盘否定，又使群众有了清醒的敌我意识，同时便于发动国民党的内部起义。类似作品还有《看阎锡山的几出丑戏》等。
（二）对比手法对比时画报中最为常见的叙述方式。其中既有共产党执政前后农民生活质量对比，又存在着解放区和阎锡山、蒋介石统治区域的对比。前一种有《新旧中国对比图》王家 《解决了耕牛问题》苏云《从地狱到天堂》等，后一种有苏光、牛文的《两种军队》《宁武城血泪仇――阎锡山气数尽，人人提起人人恨》等。此外还有含蓄的对比方法，例如“武劳结合”“变工队”和阎锡山统治区域的“兵农合一”政策的对比中，画报就注意到了宣传口号的区分与自我形象的树立。深刻体现出“我们的力量不可战胜”和“敌人必然失败”的主题。
（三）领袖形象塑造画报在一至六期的编辑指导思想完全是服务于中心任务，可以说只能算是一份宣传品。从第七期到终刊，编辑指导思想则有意识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反映现实生活中提高艺术质量。其中还有计划地刊登了领袖像，如晋绥边区党政军人贺龙司令员、关向应政委、续范亭主任、武新宇副主任等人物肖像。“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五周年专号”，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像、朱德总司令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苏联十月革命节专号”刊登了列宁、斯大林的木刻像。这些木刻作品极受群众欢迎。
“在兴县城北 村，当卖画的同志初去时，群众都不大注意，后来张海成同志就利用晌午的时间，给群众看画报，宣传时事，一阵工夫就轰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少，二十岁的妇女刘娥则买了一张画报对嫂嫂说：画报可好咧，有毛主席像，有武副主任，还有武改则纺织，这张给你，我再去买。”他又用鸡蛋换了一张。一个要上地的老汉看见画报上有毛主席像，高兴地说：“毛主席帮咱们翻身发财，比供神仙好。”全村二十八家就有二十四加贴上了画报。”这样的宣传确立了中共的领袖形象，与即将没落的蒋介石、阎锡山形象形成了反差。
（四）民俗语言的运用编辑人员对于连续画的解说文字一概不用散文，而使用了简短的歌谣和“板话”。其画面是具有真实性的，画报“……是新闻画，不管在画面上，不管在配词上就尽可能不发生‘客里空’现象。使画报到了发生该新闻的村子，群众看了认为我们不说谎”。比如在举例阎锡山兵农合一的问题上，就选用了易于被山西群众所接受的传唱小曲，或者逃兵常讲的俗语。例如山阴县《老妖精》，朔县《不见天》，晋中《阎锡山来了要了命》，榆次《“兵农合一”好不好？》和宁武《阎锡山没饭啦》都被运用到画报中。新鲜生动的插图配上百姓朗朗上口的歌谣，群众对画报的印象自然是刻骨铭心。对于阎锡山的痛恨使群众有了一致的愤怒，树立了群众的敌我意识。
（五）绘画语言的特点1983年苏光在《〈人民画报〉及其他》中写道“我们不仅向新兴木刻家和鲁艺后起之秀的代表作家学习，也向影响新兴木刻发展的外国木刻家如德国的凯绥？科勒惠支、苏联的甘察洛夫法福尔斯基学习。同时又向民间木板年画、剪纸学习。”晋绥画报的表现手法是力求多样的，其特点也是突出而丰富的。而力群则开创性的将妇女石桂英的剪纸作品与木刻艺术相结合，创作了《纺织》这一特色作品。艺术形式的广泛
晋绥《人民画报》中的这些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宣传成功的一部分，同时一些特定的宣传手法也值得探讨：
三、余论
政治宣传画和政治讽刺画，无一例外地蕴含着审美因素。优秀的宣传画，讽刺画掌握着特定情况下的人们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美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不是单纯诉诸理性，而主要是依靠情感的导引，任何情况下必须通过动情来达到提高认识或受到教育的目的。严格地说，没有美感作用的美术品，很少能超越于理性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而灌输审美情操，怡情养性的美术品在一定意义上也起着认识、教育作用。所以在解放战争的宣传中，红色漫画中也存在许多艺术性突出的版画、漫画作品，而并非仅仅为承载、传播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军队中文宣干部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导致了国民党的文宣力量削弱。而基于阎锡山善于算计的商人习性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导致其统治区域的期刊受到宣传传理念制约和经费控制，期刊大多为内部传阅的的“非卖品”。而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宣传工作继承了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吸收了北伐战争广东宣传经验、湖南人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验，使宣传工作自有一套成系统的根据。这也许在政治宣传文化的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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