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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国民党“共信”下的分化(1925―1937)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4-27

三民主义:国民党“共信”下的分化(1925―1937)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074-03

  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共信”――到底共同信仰什么?这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界讨论相当多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内派系众多,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均以孙中山思想的继承者自居,对三民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关于后孙中山时代三民主义的历史流变,大陆学者的研究均以“新三民主义”为价值标准,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为三民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共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内胡汉民、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等,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背叛者。但在台湾,一些学术著作持相反观点,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胡秋原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不承认“一大”宣言,否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认为,中共是以三民主义宣传其俄化的新民主主义[1]。对于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何者为真,就需要深入地辨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原意与后人的诠释。

  可以说,关于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的研究,是大陆近现代史研究中成果众多的课题之一①,长期以来的研究渐趋深入但是也存在若干缺憾:一是近年来,三民主义研究日趋边缘化,国内学术界普遍不重视政治思想史研究,而注重对历史个案作具体剖析,但忽略对人物思想言行的前后左右的分析,从而缺乏或疏远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把握;二是研究普遍仍停留在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上,或是将经济关系作为解释人物思想的唯一和绝对依据,或者先找出人物的只言片语,然后再到经典著作中去查找似是而非的标签,此种方法论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非难。还有一些论著虽提出结论,却先入为主,未有充分的史料论证。正如孙中山的研究专家黄彦所说的:“孙中山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复杂的,阶级色彩又是不很鲜明的。像这样一位人物,对他应该采取更加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2]。

  一、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

  1904年,孙中山就提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3],1905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三民主义第一次问世:“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4]。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凝聚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共信”。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②和《三民主义》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由过去反满到反帝,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民族自强与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二、反帝,从起初的反清复明变成最后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三、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5]118。

  民权主义,由过去“自由、平等、博爱”到主张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他主张直接民权,并批判“天赋人权”说,认为西方的个人自由的思想并不适合中国革命需要[5]119。

  民生主义,对土地和资本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5]120

  随后,孙中山在多次讲演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由民族而民权而民生,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系统解释不仅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而且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国共合作与斗争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①

  二、作为国民党“共信”的三民主义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受到严重挑战。对于其遗留下来的三民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理论体系,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解答。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共信”,三民主义――到底共同信仰什么?作为理论体系,其宇宙观、历史观、方法论又分别是什么?国民党内各派别对三民主义有多种解释。

  作为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在对三民主义的诠释方面具有先天的话语权。1925―1926年,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的建议,形成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他的理论核心是三民主义的本体命题,把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本体:“先生所领袖的国民革命,最初的动因,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于民生”,“民生主义实在是先生全目的所在”。[6]因此,“民生主义实在是三民主义的本体,三民主义并不是三个部分,就本体上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6]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最为人们所误解的就是民生主义。什么是民生?孙中山有过许多解释,这也就造成了不同的人对民生主义有不同的理解。1924年8月,孙中山发表的演讲中对“民生主义”作了定义,这时他理解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英文Socialism的对译,其核心可概括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②孙中山进一步从人类生存活动的角度论述,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7]319孙中山对此有详细的解释:他认为,在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中,人的生活分为“需要”“安适”“奢侈”三个等级,而“需要”“安适”“奢侈”这三个等级的程度是逐级增长、发展、提高,正是人的这种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所以他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7]335   而到了戴季陶这里,他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概括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③戴季陶从哲学基础入手来阐释三民主义,从而说明共产主义和孙中山思想“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8]。一方面,孙中山是中国传统仁爱思想的集大成者,三民主义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把“仁爱”作为世界的本源,反对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④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信奉的主义不同,其联合自然是不合理的,“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9]33而“纯正的主义需要纯正的党”,因此,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他主张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9]35-43。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重新建构,获得了国民党主流派的高度认可。他借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但使民生史观成为导向专制统治理论的基础,成为后来蒋介石政权的统治思想,而且开了借用三民主义之名而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先河。

  与戴季陶相比,胡汉民在国民党内资历更深,他批评戴季陶的“仁爱”说是把三民主义儒家化,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武断的无根的命辞”[10]。1927年,胡汉民发表《三民主义的连环性》,指明三民主义有着连环的内在联系,没有哪一个主义可以作为中心思想。他强调三民主义之民族、民权、民生之连环性,意在民族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的同时解决。为此,他建构起三民主义连环性的三个基点:一是民族、民权、民生的实现要以民族主义为单位,二是以民族为单位求生存,三是以民族生存为基础的共有共治共享。他总结:“三民主义的连环性,其特点是:民族主义需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来充实它的力量,成为一种对世界担负责任的民族;民权主义需要民族主义来牵系它的责任心,同时需要民生主义来推进它的实在性;民生主义需要民族主义来冲破它的前途的障碍,同时亦需要民权主义来保障它的敏活的实施。”[11]

  随后,周佛海发表《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发挥戴季陶的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本体的观点,使多元的连环性认识进而成为一元论。周佛海强调的三民主义的根本在于“民生”,“民生”的根本在于“技术”。当时发展技术的最佳途径是保护私人资本,发展民族资本,在政治上主张一党专制。陈立夫则从“唯生论”出发,将民生史观视为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他分析了宇宙的特性,其中的哲学色彩很浓,可是政治色彩更浓。在陈立夫看来,宇宙是一个生命的结构,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要救民族危亡,就必须要有组织有领袖,借此说明国民党才是中国唯一救国组织,而这个领袖就是蒋介石。

  到了抗战时期,在蒋介石那里,“三民主义是什么呢?在伦理和政治方面,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做基础,在方法实行上讲:就是‘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12]蒋介石陆续出版《中国建设之途径》《国父遗教概要》《革命哲学的重要》,与戴季陶民生史观一脉相承,并综合周佛海、陈立夫等人的观点,儒化三民主义,使其成为导向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并使之最终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统治思想。

  三、结语

  孙中山逝世后,从三民主义到民生史观,国民党内各派别对三民主义的阐释,都是围绕两个中心展开的:一是从历史观出发,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进一步的发挥,在形式上各自建立了一套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二是作为治国的理论,根据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胡汉民等人及其他大小不同派系的需要,把三民主义儒家化、法西斯化、专制主义化,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之所以五花八门、与孙中山的本意相去甚远,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三民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不完善和局限性。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确立了革命的目标,是当时中国进步的社会思潮,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不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苛责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正如董必武所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博大而欠精深”[13],从而给解释者以很大的伸展余地。孙中山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是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也正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政权建设和民主架构并未作深入的、学理的研究,而其对“自由”的忽略,也是从理论上导致之后国民党理论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源头。

  其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形态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党内认识的混乱。国共合作使孙中山在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14]他认为,民生主义可以解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即以民生主义解决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又可避免社会主义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7]355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诠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消除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推动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但是也使部分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疑惑。

  孙中山既承认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没什么区别”[7]355,同时又认为这两个主义之间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其理论逻辑的自相矛盾。他认为其差异性表现在:第一,范围不同。共产主义“就是(以)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而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理想,而且是社会的原动力”,只有“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15]第二,方法不同。孙中山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中关于建立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想,但不赞成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7]355-364。可以说,孙中山向往社会主义,但又反对阶级斗争;他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又强调“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他主张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和发展民族资本,但是并未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因此,虽然孙中山强调民生,但他的民生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与社会主义相背离,而且在实践中带有空想性,从而在客观上为之后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的各自解读创造了空间。   再次,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派系众多的政治联合体。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下野,1925-1937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始终未停息过。国民党内各派别诠释三民主义的重要目的,在于消灭思想上的异端,在党内排斥异己,利用三民主义来取得“共信”,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蒋介石称:“我们中国要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只有依照总理的遗教,拿三民主义来作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了”。[16]可见,国民党内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对三民主义纷繁复杂的解读,一方面是对内以正统自居,整合国民党的思想资源,寻找“共信”,另一方面也是用以抗衡共产党的唯物史观。因此,无论是戴季陶以“仁爱”为本的纯正的三民主义,胡汉民多元论的连环的三民主义,周佛海生存技术化的三民主义,虽然互有歧见,但都通过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进一步的发挥,进而论证三民主义“最完美又最切实”,“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17]他们通过论证三民主义是唯一的理论,说明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政党[9]35-43,进而“以三民主义作中心思想统一中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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