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汉代的“有为”“无为”政策与“独尊儒术”
秦代的以法为尊是文化合流的急先锋，但过度的依赖法，专用刑罚，以吏为师的做法，再加上苛政暴政，引起了秦末农民战争。继秦之后的汉王朝，面临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也开始探索一条文化合流的道路，为政治一统提供理论依据。
一、汉初“无为”政策与诸子复兴
汉王朝初建，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为适应汉初稳定政局，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汉代的统治者积极吸取秦灭亡的经验教训，加之汉初上层领导集团崇奉黄老之学，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养生息，以求稳定新生王朝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在文化领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改变秦王朝以法为尊，禁绝百家的极端局面，这一举措对诸子学说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初的“无为”政策对汉初政权的稳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有重要的作用。
二、削弱诸王与“七国之乱”
汉初，由于分封异性诸侯王，导致当时汉朝的半壁江山是由异姓诸侯王国把持，造成地方上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政令不能有效行于全国，这与专制皇权直接矛盾。于是刘邦从公元前201年开始了翦灭异姓诸侯王的事业，那些曾与刘邦患难与共的战友、功臣接连魂归地府，只有异姓长沙王吴芮独存。当时刘邦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秦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始皇没有学习周朝分封同姓子弟建立王国“以蕃屏周”。[2]所以刘邦一方面着手削弱和去除异姓诸侯王势力，另一方面又着手分封同姓诸侯王，建立同姓诸侯王国。
文帝时期的贾谊深感同姓诸侯王存在的种种弊病，威胁王朝统治，于是就向文帝上《治安策》，力陈自己“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3]贾谊建议文帝将王国分割为众多小国，以削弱其力量，但文帝未予采纳。
景帝时期的晁错又向景帝上《削藩策》，说到不管削藩还是不削藩，当时的诸侯王迟早都会谋反，若是早削，则危害小;若是不削，则危害大。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削藩建议，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诸侯王联合叛乱。景帝此时害怕，听信袁盎斩杀晁错以平战火的计策未果。最后，由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叛乱。
从此，西汉王朝实现了政令统一，国内的各项矛盾也趋于缓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政治再次走向统一，为武帝时期的文化合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下根基。
三、汉武帝的“有为”政策与独尊儒术
汉初“无为”政策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统治者采取的治国方针。随着汉代中央集权力量的增强，经济的恢复发展，政治秩序的稳定，“无为”政策不再适用，需要一种融会百家的新文化来为西汉的统治服务。
汉武帝身俱雄才，崇尚儒学。但当时是由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掌权，严重限制文帝、景帝以及朝臣在儒学上的成就;在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后，武帝于是再次举贤良对策，招纳良臣。儒生董仲舒以精辟的议论在诸生中崭露头角，引起武帝的关注和重视。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后来者对董仲舒这一理论的简明概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学习秦代简单粗暴禁绝百家，以法为尊的做法，而是不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儒家之外的诸家学说，即不立或不增立除五经博士之外的其他博士官，由他们自行传播。如此，汉代的文化政策便与秦代的文化政策根本区别开来;西汉的统治者也并非单纯依靠儒术，只要有利于巩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学说统治者都会采纳使用。西汉实际上实施的是“外儒内法”，要求“明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3]，礼法并治，德刑兼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虽已提出，但还要将其贯彻实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置五经博士的建议，只增加儒学的五经博士，而其他诸家则没有，这明显告诉当时的人们儒学即将成为拥有独尊地位的主导性思想。对此，董仲舒强调“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董仲舒的这些话意思鲜明的表达设立太学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培养治理国家的贤能，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太学，起到培养儒学人才，传播儒学，扩大儒学影响范围的重要作用。
总之，汉代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从汉初的以黄老学说融合其他诸家学说到汉武帝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收并蓄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的合流转变，其均以为统治服务为目的建立起相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汉代开创的儒家思想独尊的时代，为后来的各朝代所继承，延续了两千多年，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使得不同地区文化的出现流动交流，不同民族出现相互学习同化，秦汉时期的政治大一统诉求文化的一元化，出现文化大合流，不仅产生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的雏形，也产生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团结民族，为此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