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探析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44-02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种种困难探索出一条新型的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政治传播之路。这个时期的政治传播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传播主体的强大。因此，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进行探析，对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的内涵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活动进程、影响政治传播客体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策略。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传播既是过程，更是目的，通常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活动或手段。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政治传播，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一般而言，政治传播主体是指通过一定的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传递政治信息的组织或个人。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同样包括组织和个人两大部分。具体来说，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机构又包括中共党员个人，既包括苏维埃政府宣传机构又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个人，既包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又包括士兵个人，既包括群众性宣传组织又包括苏区群众个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政治传播的重要力量。
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的个性特色
1.主体角色灵活转换
主体身份多重，主体角色灵活转换，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最显著的特征。例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之一的红军指战员，当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对其进行政治传播及在平时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红军指战员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客体，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当他们在与白军弟兄作战时，他们通过高喊“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杀工农”“白军士兵弟兄不要帮豪绅清乡来压迫工农”[1]等口号的方式，以及优待白军俘虏兵的实际做法，向国民党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宣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红军战士，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又成为政治传播的主体。
又如农民主体，通过开办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组、俱乐部等先带动一部分农民的政治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了解我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在这个学习、接受教育过程中，农民无疑是政治传播的客体，但他们在俱乐部、列宁室等群众性宣传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中，又可以灵活地转换为政治传播主体，变被动为主动，向其他工农群众传播他所了解的中共的思想主张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
再如中共领导人，作为政治传播客体时他们需要通过上党课、夜校、会议等形式学习政治、军事等理论知识，以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作为政治传播客体时，他们在白区与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广交朋友，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我党的思想主张，尽量扩大社会各界对我党的认同和同情，为我党在革命中争取到了更多有力的支持。由此可见，主体角色的灵活转换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最为个性的特色。
2.善于挖掘传播人才
政治传播是实现党的革命任务的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能出色地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成功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多重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启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把广大工农群众动员起来。而这些成功的取得，与党在政治传播时善于挖掘传播人才不无关系。
一是“量体裁衣”。由于苏区地处农村，物质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低下，缺乏专门的宣传人才。基于此，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传播中经常“量体裁衣”地挖掘传播人才。所谓“量体裁衣”，是指根据传播主体的特长和天赋，各尽所能地进行政治传播。擅长画画的被挖掘出来画宣传漫画和画报，字写得好的被挖掘制作宣传标语和板报，有表演天赋的群众被挖掘出来演话剧等，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和学习，但凭着其独特的天赋，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积极投入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动员民众的事业中去。
二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中央苏区时期宣传队一般设置宣传员十六人，公差二人，以及挑夫一人，专门负责宣传品的挑运。由此不难看出，中央苏区时期对宣传员的需求很大，但宣传人才短缺也是当时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策略，比如有宣传才能的俘虏兵要用，身体有残疾的宣传人才也要用，不论成分和文化水平，只要具有宣传才能，稍加训练都可以为宣传队所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人才的挖掘，为其当时的政治传播提供了宝贵的人才和资源。
3.因地制宜地制定政治传播策略
一是适应革命形势需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完全服从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目的在于争取和发动群众，推动革命战争，所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形势制定政治传播策略尤其重要。由于苏区大部分处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民群众占大多数，而这些群众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较低，于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因地制宜地在通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达到了一个顶峰。如，为了解决向不识字的农民进行我党政治思想和主张传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开展文艺宣传的形式来进行政治传播，如运用话剧、漫画、红歌、喊口号等形式，“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2]101，这些传播形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二是适应不同的争取对象。对待不同的争取对象，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不同的政治传播策略。“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指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2]99例如，优待敌方俘虏兵，不搜检他们的钱物，反对给他们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不愿留的，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使俘虏兵在白军中散布了红军的影响。
4.宣传多样化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政治传播，这一时期政治传播主体进行政治传播时的形式、方法、内容呈现多样化。
首先，从形式上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通常采用的传播形式主要有文字、口头宣传等。包括政治、时事、战地演讲，宣传画、戏剧、歌舞的创作，以及报刊、标语口号等宣传，这些宣传形式针对性强，内容切合实际，鼓动性强，形式丰富多样、生动活泼。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传播工作，一直采用极通俗化的语言，使很多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其次，从方法上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传播主体的要求是：必须抓住群众最切身、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从关心群众现实生活入手，带着服务和争取群众的信念去做宣传工作，其次是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结合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最后是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的成功实践是因为从思想意识上牢牢把握住了工农群众参与革命的意愿，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利益，把党的思想和主张转化为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使群众接受和认同党的革命纲领，树立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
最后，从宣传内容上看，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传播的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认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土地革命的意义，配合苏区各项中心工作组织专项宣传，例如扩充红军支援前线、反贪污浪费、开展经济建设等专项宣传，以及法制宣传。由于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政治书籍的学习和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相当部分的红军对一些错误的东西不能识别和抵制，对党员和军队内部进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时事形势教育，干部作风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传播十分必要。
5.重视主体自身的提高
一是重视主体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见，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2]94从中央苏区时期党内主要领导人对教育的态度可以看出党对自身提高的重视。在这个时期，为了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政治素养，党和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苏维埃大学、中央党校、红军大学等层次较高的干部教育学校。并采取办党报和政治简报、编辑制作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对不认字的党员读书报、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各种会议等方法对政治传播主体进行教育提高。
二是重视对主体机构的建设。一方面，中央苏区初期，一些政治传播主体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军队中宣传员的成分问题，大部分宣传员的成分比较差，其中有敌军俘虏兵，随军伙夫和马夫，“瘾君子”，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硬塞进宣传队的也有，干不了别的送到宣传队的也有，当时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任务执行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另外宣传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成分较差，工作成绩较少，引起了许多官兵的不满和排斥，并被称为“闲杂人”“卖假膏药的”。为了消弭这种现象，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员进行了有计划地训练，并加强对宣传员的督促。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群众，都设有相应的宣传机构，宣传机构的建设也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提供了平台，开辟了道路。为以后党的政治传播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政治传播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