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01-02
“十三五”时期，世情、国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以弱复苏、慢增长、多风险为特征的新常态，我国经济则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我国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1.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2.2%，2000年这一比重跃升至7%，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5.5%，且仍呈上升趋势。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7.67万亿元，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二位，已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
2.人均国民总收入大幅增加，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法统计，2012年人均GNI为5 870美元，2013年达到6 710美元，2014年达到7 400美元，2015年增加到约7 8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口径及分组标准，2010年我国实行了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到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2015年，我国有10个省份进入“1万美元俱乐部”，其中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四个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7 505美元、17 139美元、16 524美元和14 142美元，已经超过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3.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能源、化工、建材、交通运输设备以及各种消费品领域，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2010年我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为19.8%，超过美国占比12.4%，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高铁”作为制造业的最响亮名片，2015年末已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据美国《财富》杂志统计，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95家增加到2014年的106家，位居全球第二位，已接近美国，远超日本。
4.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比重快速提升，先后超越英、法、德、日本和美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8 169亿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0%，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服务贸易发展迅速，1982年进出口额仅为44亿美元，2013年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 39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2014年达6 043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
5.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对外直接投资稳居第三位。2015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1 263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6.4%（增速按人民币计算），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世界第三位。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筹建亚投行等，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对外直接投资屡创历史新高。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 180.2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
6.国家竞争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测算，2014年我国国际竞争力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8位。其中，基础设施指数排名第28位，效率增强指数排名第30位，创新与成熟度指数排名第33位。
可以说，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已成功跃居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但还不是经济强国。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同发达国家还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二、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1.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对我国形成“上压”效应。以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的“工业4.0”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将对我国吸引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很大压力。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对我国形成“下挤”效应。中低收入国家积极模仿我国的发展路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对我国形成替代效应。另外，大国间博弈强度加大，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同时，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提出TPP等新的贸易模式，俄罗斯提出“中亚经济联盟”等，对我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形成了挑战。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发展的中长期环境将会越来越不宽松。
2.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7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不少国家实现了独立，努力跨越了贫困，进入了中等收入发展水平阶段，实现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错失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大多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错失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未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停滞增长。按实际银行的计算口径及分组标准，我国于2010年开始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十三五”时期将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因此我国应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握住经济转型升级的契机。 3.长期增长动力衰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一直被视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动机”，但是现在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我国已经进入严重的老龄化时代。201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这是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虽然我们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有所缓解，但是短期内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因此倒逼我们由依赖要素驱动转向依赖创新驱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产品附加值，真正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4.结构调整需要“补课”。长期以来，我国速度优先的追赶超越路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问题日趋突出。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不够高；从需求结构看，投资与消费关系仍然严重失衡，内需不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现有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已经不能支撑原有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必然趋势和重大的历史任务。
5.资源环境约束日渐突出。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主要以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我国土地、能源、资源等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渐突出。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以消耗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三、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1.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我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和倒逼节点，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打造服务型政府。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自律管理的、公民法人能够自主决定的，取消行政许可，同时加强事后监督。政府要科学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导向政策，清除文件和规章制度管束，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平等、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政府要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适度收缩经济职能，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强化民生保障，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水平。另外，各级政府要改变GDP考核导向，统筹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更加注重效益考评，把发展的立足点提高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2.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培育壮大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坚持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要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二是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要大力调整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立足内需，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全面释放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平衡。四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环保产业、大数据开发等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在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不断催生新的需求点，形成新的经济支撑。
3.推动创新驱动，赋予经济增长原动力。一是鼓励创新本身。创新发展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要通过给予财政扶持、构建企业创新的压力机制等方式不断提升企业创新的动力。要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创新型经济新增长点，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二是鼓励创新成果的应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的转让、抵押、处置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养，使创新成果流转顺畅。三是完善创新投融资体系。通过设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多渠道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等方式，鼓励企业大胆创新，着力解决企业研发的资金问题。四是加强对创新成果的市场保护和扶持，增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外，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善于运用信息网络技术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
4.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努力营造转型升级的国际环境。要及时调整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密切关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生的大调整，高度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大变革，确保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动权。积极参加全球的贸易规则、服务贸易、投资规则、气候变化、信息技术、政府采购等重要谈判，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时，推动转型发展，要更加注重开放合作共赢。一方面要拓展“走出去”的深度广度，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完善扩大出口政策，努力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率和质量，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扩大市场准入，稳定外商投资的速度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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