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国际公务员人才培养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87-03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层次的不断提高，国际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际公务员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类行为体。当今对于国际公务员的研究仍着重于其历史发展历程和个人经验回顾上，偏重史学研究，研究方向较单一，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对于如何培养国际公务员的理论方法的研究成果稀缺。本文将以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为研究主体，对目前国内各高校国际公务员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深入了解国际公务员情况的基础上指出不足，探讨未来中国国际公务员培养发展的趋势和渠道。
一、国际公务员发展概况
国际公务员，通常意义上指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服务于国际组织的各成员国。但是关于国际公务员的概念，学界还存在争议。日本出版的《国际法词典》认为“国际公务员就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或专门机关工作的办事人员”[1]。还有范围更为宽泛的观点，法国国际法学者巴德旺认为“所谓国际公务员，是这样一些人，通过国际条约建立国际组织，并通过国际组织任命的方式，来为本组织的利益而行事，同时受国际组织管辖与保护”[2]。可以看出，学界对于国际公务员的定义分歧主要在于其工作主体归属上，即“国际组织”的范围划分。狭义上的“国际组织”特指联合国，广义上的“国际组织”则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的，以缔结的条约或其他正式法律文件为基础建立的有一定规章制度的常设性机构。本文所论述的国际公务员即为在广义的“国际组织”中工作服务，处理国际事务的人员。
联合国秘书处在基本情况报告（截至2015年6月）中指出，适当幅度制度下的会员国任职情况将成员国划分为四个类别，分别是：无人任职、任职人员偏少、在幅度内、任职人员偏多。无人任职类包含18个国家，任职人员偏少为37个国家，在幅度内的为116个国家，任职人员偏多的有22个国家。中国被划分到任职人员偏少一类。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任职情况中，中国任职人员数与英美法三国差距很大，与俄罗斯较为接近。任职人数不多，且大部分人员从事翻译相关工作，高层管理人员十分稀缺，这表明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的方面，中国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联合国宪章》中规定了地域普及原则，该原则参考会籍、会费和人口三个因素实施秘书处职位分配工作，其中，会费因素占比最高。中国籍联合国工作人员按适当幅度分配名额为119-161人，而截至2015年6月30日实际使用名额为71人。除了联合国，在一些主要组织任职的中国人比例也相对较低。中国国际公务员存在的“量”和“质”的问题中，“质”的问题的解决是最为根本和急切的，如何提高我国国际公务员的业务能力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近年来，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和主动寻求在国际组织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在国际组织的任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2006年代表中国参选并成功当选，离不开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
二、国内高校国际公务员人才培养现状
国内高校培养国际公务员的历史，要追溯到1979年北外开办的联合国译员培训部，后来全国多所高校先后开设和国际组织、国际公务员制度有关的课程，成立国际组织或联合国研究中心。此外，相关政府部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开展各种类型的国际公务员的培训，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外交学院开始招收国际公务员和国际组织方向的本科生之后，国际公务员的专业培养开始起步。”[3]以下从外语类院校和非外语类院校两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外语类院校方面，国内开设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以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中心。这类学校早期主要以培养国际公务员中的翻译人才为目标，最早涉足国际公务员培养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部于1979年9月设立，主要目标是通过两年研究生课程为联合国培训中文口译、笔译工作人员。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自2011年以来开始举办“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夏令营，优秀学生将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相关院系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07年创办了国际公务员实验班，实验班学生必须主修包括英语在内的两门语言，课程分为三大模块，即普通教育课程、第一外语专业课程和第二外语专业课程。四川外国语大学于2016年春季开办了国际组织人才教改实验班，以培养一批国家紧缺且亟须的高素质国际组织专门人才为目标。该教改班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合作，采用“3+1+1”本硕连读形式。
非外语类开设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学校较为突出的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为主的学校。以外交学院为例，其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挂靠在外交学系，依靠其政治学研究优势发展。这类学校因与其专业相关，且较之其他学校与国际组织等交往更多、层次更深，更加具有国际战略眼光，依靠其政治学的优势，进行国际公务员的培养训练。近年来，以其他专业见长和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如对外经贸大学、浙江大学也开始规划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2014年，对外经贸大学成立我国高校首个旨在向国际组织以及为我国援外工作和跨国公司提供专门人才的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2015年，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推出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计划，旨在通过跨学科培养，成就外语复合人才，本硕（博）连读，实施立体化教学，加强海内外合作，实现国际化办学。 总体看来，我国高校国际公务员培养呈“外语高校领先，其他院校并进”的趋势，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的国际公务员培养模式仍较为单一，发展较为滞后，表现为各个高校过于重视依靠自身优势学科进行培养，缺乏复合性，过于重视语言的培训，而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培养。目前我国高校国际公务员主要培养类型暂且划分为三种：外语型国际公务员，政治学型国际公务员，其他型国际公务员。然而，“总的来说，联合国专门机构对于经济学、医学、管理学、工程学、法学、政治学、会计学等方面的人才需求量较大”[4]。未来如何致力于打造“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的国际公务员人才培养模式仍是目前国内高校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三、未来中国国际公务员培养发展趋势
（一）设置 “专业+语言”并重的培养计划
我国目前国际公务员的培养仍着重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为缺乏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才。高校在国际公务员的培养上需转变思路，要意识到国际公务员培养中专业知识相对薄弱，未来中国国际公务员培养应将专业素质提到和语言培养的同等高度上，加大专业培养力度，深化专业技能掌握程度。语言能力是工具，专业技能是核心，二者应成为培养国际公务员的两根支架，起到支撑平衡的作用，缺一不可。
就高校国际公务员“专业+语言”培养计划而言，在组织架构上可借鉴“重庆市大学联盟”的联合思想和体系构建模式。“重庆市大学联盟”于2011年成立，是重庆市六所高校为实现进一步人才交流、资源共享而建立的。根据联盟章程，六校在学分互认、学生互换、互聘老师、高端人才引进、共享资源五方面达成合作。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学分互认、互聘教师和共享资源。联盟成员学校之间还将在网络资源共享、图书情报资源共享、教学实验室及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等方面全面开放。同时，还可以在培养上秉持跨学科的理念，融合语言教学和专业教学。“无论是形成新的交叉学科，还是开设具有交叉与渗透特性的跨学科课程，外语院校都具有相对理想的优势。”[5]外语类高校应该将这样的优势运用于国际公务员的培养工作中。
（二）打破壁垒，加强合作
高校国际公务员培养应打破院校壁垒，结合各自优势学科，形成“强强联合”的培养模式。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外语类院校可将自身语言优势对接中国政法大学等政法类院校的法律优势，促成校级层面的合作，开创联合教学，形成“语言+法律”的模式，联合共同开办国际公务员培养班，逐步构建“语言院校+专业院校”教学模式。高校国际公务员培养应打破区域壁垒，寻求优势资源互享。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信息流通的迅速和高质量使高校应抓住契机，建立跨地区联盟，借鉴慕课、网易公开课等网络授课模式，搭建信息桥梁，连通跨区学校，整合学科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线上―线下”合作教学模式，并制定相应考核方式。高校国际公务员培养应打破国别壁垒，加强与国外高校合作力度。国际公务员要接受国际化知识的培养，养成国际化的思考方式，高校必须走出国门，积极寻求与国外大学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之签订协议，将部分教学任务委托国外大学或是国际组织进行，可以采取“国内+国外”合作教学模式，接受更为专业化、国际化、规范化的培训，除了增强专业技能，更要丰富实践经历。此外，高校应有意识地引进国外学者和生源，便于为国际公务员打造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环境，方便其更好地适应日后的工作环境。
打破国际公务员培养壁垒，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资源的浪费，减少高校在探索陌生领域可能产生的沉没成本，进行理性预期、风险规避，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针对性强、专业性强的培养会拓宽学生就业范围，提高就业竞争力。在高质量师资、高强度训练、高要求氛围下，夯实国际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同时增强国际可迁移能力，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将异常突出。
（三）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首先，政府应意识到国际公务员人才培养对于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国际公务员的培养，在财政和政策上向国际公务员培养倾斜，积极促进国际公务员培养计划的改革和完善。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动相关人员安排与晋升。如今各国为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国际组织高层人选上的博弈与较量日趋白热化。近年来，日本、韩国也将国际公务员的培养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2006年，韩国政府为确保潘基文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成功也是不遗余力。在200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原总干事巴拉迪宣布卸任后，日本积极动用一切外交资源，推动天野之弥竞选日程。
其次，政府应积极搭建国内国际公务员培养单位与国外国际公务员相关机构合作的桥梁，引进国外培养先进经验，大力促进双边和多边人员、经验、资源的交流。在国内，中国联合国协会于2011年开设中国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项目，至今已举办五届，目标是培养国际公务员青年后备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应加强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一些机构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对其培养给予建设性的意见，给予切实的指导。政府应积极为高校和国际组织之间牵线搭桥，争取实习机会，使培养的人才尽早适应国际组织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制度规范，对国际组织有更切实的了解，并应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等机构对国际组织实习活动进行资金支持。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需要转换固有思路。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向外输送国际公务员时，也应积极引进国际组织入驻，给予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落地优惠政策。现今总部落户国内的国际组织仅有国际竹藤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世界媒体峰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引进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利于中国更快捷地获取第一手资料，促进先进国际公务员相关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对于落户城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也有着相当大的助推力。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吸取国内产业、组织、机构发展的经验，积极提高自身设置议程的能力，从“游戏的参与者”努力转变成“游戏的制定者”，积极寻求掌握主导权，继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壮大发展，诚意邀请其他国家参与我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相关建设，并积极汲取相关国际组织先进发展理念，加强与现有重要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如此，将有利于为国内有志于国际公务员职位的人员提供实习经验，更好地对接高校国际公务员培养计划。
总体来说，虽然我国高校国际公务员培训起步晚，实力较弱，但高校已意识到固有的外语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不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已开始积极探讨转变新型“语言+专业”的培养模式。一方面，各高校应继续努力探索打破“三个壁垒”的计划，融合专业，交叉教学，迎合国际组织人才复合型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上，意识重视、官方活动、人才储备、经济支持、设置议程等五个方面需齐头并进，缺一不可。高校和政府的双轨合作与良性互动必将推动我国国际公务员人才在“量”和“质”上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