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民主探析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6-03
香港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香港特殊的社会历史与迅猛的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以156年港英政府的政制演变为线索，把香港民主发展划分为两个历史区间，依次呈现其变化脉络。
一、香港民主的空缺与酝酿（1841―1982）
1.民主在香港的缺位
首先，港人群体缺乏民主意识的自觉。出于管治的需要，关涉民主的政治议题在香港社会中一直被港英政府视为“禁区”，“香港居民的顺从和无可奈何的态度是支持现有权力结构的重要支柱”[1]，因而，港人的现代民主意识与潜在的政治参与能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对香港社会大部分新移民来说，香港只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他们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明显，只关心经济利益与自身的物质生活资料所需，并不在乎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社会责任等政治话题与自身的关联性。可以说，在大多数港人的集体记忆里，民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空洞之物，它既没有现实的民主生活体验的衔接，也没有传统的文化情感的支撑。相反，他们的儒家政治文化情结深厚，间接成为抑制他们民主思想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英国管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港人的社会意识结构中并不存在民主的理性自觉，他们的世俗生活层面也缺乏民主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其次，港英政府系统内外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英国自1841年占领香港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高居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顶端，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2]作为港英政府建制里的“民主功能”机构，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议对港督不构成任何的法律制约。由于港英政府建制的专制性、封闭性与排他性，港人议员长期在该政治系统中缺位，即使存在个别港人群体挤进港英政府体制内的民主秩序，也是没有民主话语的主导权可言。作为民主外化的具体形式，民主咨询脱离了民主自身内在的规定性，港英政府咨询的对象并非绝大部分港人群体，而是极少数港人精英以及依附其政治体制输送利益的买办阶层。因而，代表大部分港人的民意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民主渠道传达到港英政府建制的权力顶端，也不可能在民主主体与权力中介之间建立平等对话平台并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可见，港英政府运行系统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吸纳少数港人精英进入权力体制内，这种间接管治手段并非竭力于建构一个殖民主义的民主世界，而是在乌托邦式的民主外壳下遮蔽其专制主义的本质。换言之，它完全出于工具理性迎合社会管治的需求，是为自身合法管治清除舆论压力与道德阻力的政治程序设计。因此，处于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无论是建制内还是建制外都不存在民主生存的土壤。
2.形式民主在香港的显现
香港的形式民主最初显现在二战后港英政府提出的“杨慕琦计划”，这份政改方案首次提出让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和权力去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港英政府建制系统内部对香港政改的意见充满分歧，并没有实质行动。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初步展开代议政制改革，并就重大政策广泛咨询民意，吸引部分社会底层群体参与政治生活，为港人民主意识的塑造提供了一定的养分。与此同时，市政局先后发表《市政局未来范围及工作特设委员会报告书》与《市政局地方行政改革报告书》，工作小组委员会发表了《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组委员会报告书》。这些报告书所构想的香港政改举措勾勒出理想化的民主发展轮廓，客观上为香港民主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它们触及了港英政府建制结构变动的底线，最终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官方认可与推行。然而，港英政府不久在《市政局将来组织、工作及财政白皮书》中又对香港民主发展做出回应：“如果真要有新途径，以便地方人士更广泛地参与政府事务，顺理成章的办法是容许甚至鼓励咨询机构发展起来，使它们所产生的作用，能够普及全港，而不是把更多的权力授予地区议会或市政局本身”[3]。民主形成的过程实质是绝大多数民主主体不断获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但从港英政府对香港民主发展的谨慎保守态度来看，其不希望自身的权力发生转移或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即使港英政府设计出具有可行性的民主发展方案，假如没有成熟的民主意识的支撑，那么所有在香港推行民主的幻想也难逃破灭的下场。“民主意识的产生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任何民主制度的构建都是以一定民主意识为指引的自觉活动。”[4]港英政府把对民主的主观愿望投射在香港这个客观没有民主意识土壤的地方，显然不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常规逻辑与一般规律。
从长期的民主意识的匮乏到形式民主的出现，无疑为处于酝酿期的香港民主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养分与必要的条件，但是这样民主表象只是为了掩盖或暂时缓解英国管治与香港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它只能以虚假的形态存在，以虚假的方式传达解决真实存在的社会矛盾的主观努力，最终指向的是获取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的道义支持，赢取香港民心的皈依，消解港人群体对港英政府管治秩序的逆向张力。进一步来看，港英政府自身并非民主政体，其内在的殖民主义性质决定了香港的形式民主的虚伪性。这样“似是而非”的民主实际上是把英国议会民主进行“过滤”后，在意识形态的符号功能伪装下，掩盖了想象民主与真实民主之间的差距，潜移默化地诱导港人在概念认知、价值判断、制度选择与西方社会保持一致，实现民主主体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同化，最终使得港人与英国管治方式相互妥协。因此，只要民主所倚靠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源依然掌控在英国手中，港人所接触的民主只能是民主的外壳，不可能拥有实质民主，也不可能拥有民主话语权，更不可能形成成熟的民主意识。 二、香港民主的形成与发展（1982―1997）
1.香港民主形成的历史背景、组织条件与制度因素
香港民主形成的历史契机源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英政治谈判。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奠定了香港前途的基本走向，这个历史性转折既是香港引入民主改革的时间窗口，又是推动香港政治主体性全面觉醒的导火线。香港政治发展自此被嵌入了民主价值的指针，民主政治成为香港意识形态中的显性议题，港人的民主意识也日渐自觉与活跃。各种压力团体、政党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们都是民主发展的产物，也是民主价值寄存的物质形式与表达载体，港人的民主诉求往往通过这些政治实体得以实践。这个时期，汇点、太平山学会、励进会和民协等各种党派组织陆续登上政治舞台，为港人提供了直观的民主观感。但民主对于大部分港人来说是新事物，他们缺乏对民主的理性判断与实践经验。因而，港人在这场民主思潮中明显处于被动位置，他们更多地依附于香港社会中涌现的民主团体。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一反常态，极为主动地牵引港人所表现出的论政参政意向，在回应香港社会各个利益团体的民主诉求的同时，不断加速代议政制在香港的发展进程。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提出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1987年，港英政府对香港政制进行检讨，发表了《代议制发展检讨绿皮书》，提出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意见;1991年，立法局选举引入直选机制;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提出立法会的全部议席均由普选产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各种民主制度、政治组织与大众媒介的出现，渐渐地强化了港人在香港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香港民主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与外部环境。
从深层次来看，民主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借助具体的制度载体、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培养民主主体的自由平等观念，建构其政治责任与义务意识，塑造其政治行为模式。在各种民主制度对个体的政治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民主生活的实践环节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转化为“物质性”力量，推动民主的内在价值对民主对象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从而把民主秩序转化为规约民主主体自身的一种规范。正如托克维尔指出，“民主制度就是要逐渐深入到人们的习俗、思想和生活方式”[5]。
2.香港民主飞速发展的缘由与动力
香港民主政治在九七回归前的飞速发展是由英国内部力量所主导。“港英政治制度在英国撤退前的15年里，从港督集权、委任议局模式发展到三层代议政制模式;立法局从委任制发展到民选制，从间接选举制发展到直接选举制，从部分直选制发展到全部直选制，其速度超过了英国400年议会民主制度的进程。”[6]香港的民主发展道路本质是民主政治规律在香港所选择的实现方式，但港英政府在香港所主导的“忽然”民主现象明显是民主政治不成熟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式。它违背了民主循序渐进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充分考虑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主主体的适应性，同时，它具有显著的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意图。“香港政府在1980年提出建立地方行政体制和在1984年提出‘进一步’发展代议政制时，社会上其实都不存在这方面的强烈要求，发展代议政制，明显的是与九七问题有直接关系。”[7]因此，这样的民主改革本质上是通过政治权力关系的重构来置换长期的利益，可视为一种利益博弈的政治策略。它关注的核心是以政治动员和社会文化控制来影响九七香港政权交接后经济利益在英国的分配;在可预测的政治结果下，为九七后香港民主发展的矛盾与分化埋下伏笔，也为激进民主政治发展做好铺垫，从而“反哺”港英政制在香港社会的价值延续。换言之，普惠民众、价值共享与权力制衡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部分，但民主与民主对象之间搭建的价值关系剥离了民主内在价值维度，剩余的是抽象的民主概念范畴。代议政制本来就是民主表达的载体，却异化为民主的本身，民主演变成一种宰制经济利益、实现政治目的手段，而非超越具体价值的内在精神性追求。从长远来看，民主自身发展必然要经历“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向，促使民主追求摆脱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理性，回归人本的目的，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但在世俗生活层面，由于超越价值维度的缺失，民主对于港人来说是一个可控变量，他们的民主诉求的目的性与指向性非常明确，追求民主并不是因为民主其本身的价值理念，而是取决于民主实践是否有利于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许多香港居民不在乎有没有民主制度;只要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能够保持不变，便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8]换言之，在香港前途问题与港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这个命题下，以民主方式保障经济利益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九七回归后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成为港人社会心理的期许与现实应对的策略，也是港人的政治实用主义得到实践的一种现实方式。
香港民主的飞速发展背后显然有港英政府的政治盘算。但不可否认，它在自身的扩张式发展过程中衍生了强化民主主体政治参与的激励机制，客观上激发了港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与兴趣，消除了港人历来的政治疏离感，推动了港人对民主的原则、程序、选举等形成较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与情感体验中助推香港民主的飞速发展。“总的来说，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内容和节奏主要由中英两国政府和它们之间的矛盾所决定，但香港人所担当的一定角色也必须予以肯定。”[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