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计量视角下的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6-0001-0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服务业的金融业高速发展，区域差异及空间集聚逐渐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典型事实。金融集聚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多从金融集聚的动因、效应等方面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有少量文章研究产业集聚或产业竞争力与政府行为，但鲜有文章在金融集聚的实证研究中考虑政府行为因素。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对金融集聚的研究普遍强调运输成本、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等因素，金融机构在一系列动力和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空间集聚，能够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1]对于集聚的形成，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2]，其中对“历史事件”具体包含的内容没有说明，这促使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在中国，政府行为触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政府能对金融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当然，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有利有弊，在广东省范围内，政府行为是否会对金融集聚产生影响？如有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引入金融集聚研究中，运用2006―2012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新经济地理因素、政府行为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为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具体分支，随着对产业集聚研究的深入，金融集聚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逐渐从金融集聚的内涵、动因、集聚效应和形成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Krugman（1999）[3]提出由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张力，使得两个对称区域分化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建立“中心―外围”模型来解释集聚中心城市出现的过程。Gehrig（2000）[4]则将影响金融集聚的因子分为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为金融集聚的内涵与动因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产业集聚与政府行为研究方面，Young（2000）[5]明确指出地方政府支出即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产业集聚很重要的因素。受新贸易理论启发，新经济地理学提出“集聚租”的概念。Baldwin和Krugman（2004）[6]研究产业集聚与税收协调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创造“集聚租”，集聚中心在不减少资本的前提下可以比外围区收取更高的税率，也可以设置一个更低的税率，使得外围区失去对聚集中心产业的吸引力。因此，集聚租能显著地促进产业集聚。日本学者AkiyoshiFurukawa（2010）[7]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使用区域再分配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提供地方公共物品的方式，地方政府能够促进当地产业集聚。国内有关研究大多得出了政府行为会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结论。冯文娜和杨蕙馨（2007）[8]则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对政府策略选择进行研究，文章分析了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政府积极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支持，在为地区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何震（2011）[9]通过建立金融聚集和政府行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北五省的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空间计量视角下的金融集聚研究方面，任英华和徐玲等（2000）[10]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李红和王彦晓（2014）[11]基于1995―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改进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及其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带来人才、资本和稀缺资源的集中，不但没有产生拥挤效应，还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在邻近城市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在我国，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规律，并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12]虽然有学者从空间视角对金融集聚进行研究，但为数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中，不论是博弈模型还是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在某区域的空间相关性的研究不多。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13]因此，在建模研究某区域内的金融集聚时，必须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另外，金融集聚现象有产业集聚的一些共性，也存在自身的特性。金融集聚受政府行为显著影响，对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关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关系的分析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空间范围，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方面，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代替传统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考虑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另一方面，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研究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时，将政府行为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拓展分析视野。
三、假设的提出
综观世界各国产业集聚的发展历程，政府行为的作用都十分突出。Demurgeretal.（2002）[14]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Kanbur和Zhang（2005）[15]试图寻找在过去50年间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发现了政府扶持和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政府行为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做出的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一切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总称。在本文中，立足金融业集聚所具有的特性，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支持、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这四个方面来阐述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一）对外开放水平
通过加强出口贸易的方式可以扩大地区的市场规模。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发展空间更大，金融集聚度更高。Brulhart和Koening（2006）[16]对5个中欧和东欧国家（CEEC）加入欧盟后的内部工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了考察，发现对外贸易开放对这5个国家内部的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袁冬梅和魏后凯（2011）[17]实证表明出口与外资流入是促进我国产业区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外资流入对产业集聚的正向作用显著。可见，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吸引金融机构集聚，特别是在珠三角沿海地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对外开放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政府财政支持
政府财政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对各类企业给予的研发资金支持，为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当前竞争环境下，为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类机构必须不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政府研发资金的投入可以减轻金融机构研发资金的筹资压力，各类机构通过科研资源的合理投入来提高其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支持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社会保障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及收入差异等社会公平问题造成限制地区发展的安全隐患。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何震（2011）[9]认为政府行为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公平度，并据此建立政府行为评价指标体系来研究新疆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其中，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本文选取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并认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稳定有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3：社会保障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干预过度则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业发展受限。师傅和沈坤荣（2013）[18]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经验分析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可见，如果政府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或许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的提高。因此，本文预期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有负面影响，提出假设：
H4：政府干预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负向影响
四、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现有文献中，新经济地理学学者已经对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和研发溢出等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这基础上，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说，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及政府行为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LQit=β0+β1NGEit+β2GOVit+εit（1）
其中，LQit表示第i市在t时刻金融产业的区位熵，β为回归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NGEit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消费者需求和研发溢出。GOVit表示政府行为因素，包括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保障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
（二）变量说明
1.金融集聚LQ
本文采用金融集聚区位熵系数来反映地区金融集聚程度，区位熵系数越高，说明该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LQit=（Fit/Ft）/（Pit/Pt）（2）
其中，Fit为第i市在t时刻金融业总产值，Pit为第i市在t时刻总产值，Ft和Pt分别为t时刻的广东省金融业总产值和总产值。
2.市场规模M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市场规模被认为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内企业数量越多，各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产业间“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促进发展，不断吸引更多新企业的进入，促进该地区集聚水平的提高。本文参考金煜等（2006）[19]对市场规模的计算，使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占广东省企业总数量的比重来衡量。
3.消费需求C
若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增加，会促进该地区金融机构的繁荣，吸引新机构进入这一市场。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使用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之比来度量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
4.研发溢出R
研发溢出包括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研发溢出越多，给地区内企业带来越强的正外部性，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促使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进入。本文采用吴玉鸣等（2008）[20]的方法，选择各地区专利批准量占全省的比重计算研发溢出水平，比值越高表示溢出效应越大。
5.政府研发资金投入GR
许多文献中测量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方法是计算某行业的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在本文中，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采用广东科技统计网公布的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来表示。
6.对外开放水平GO
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用该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计算对外开放水平。
7.社会保障水平GP
本文采用何震（2011）[9]建立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通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8.政府干预程度GI
政府的财政投入包括必要投入（如国防、公共安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和非必要投入两部分，必要投入属于非生产性支出，是社会消费支出，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产期发展的支持，非必要投入则表示地方政府的干预。本文借鉴丁菊红和邓可斌（2007）[21]的方法，利用公式（各地区财政支出-各地区科教文卫支出）/各地区GDP计算政府干预程度。 [BT4]（三）数据来源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样本包括广州、深圳、佛山、汕头、惠州、东莞等广东省21个地级市。研究时段选择2006―2012年共7年。各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3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财政统计年鉴》及广东各市统计年鉴。运用的软件为GeoDa。
[BT4]（四）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检验广东省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DistanceWeight），计算各年的MoransI指数值。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各年份的MoransI指数值都大于0，除2007年外的P值都小于0.1，Z值大于0.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65。表明广东省金融集聚现象在空间上存在正自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广东省金融业的发展在空间分布上趋于集聚，存在空间集聚现象。
为直观地表示2006―2012年广东省MoransI指数变化趋势，用R语言绘制图1如下。
从图1中可以看到，除了2006年数值较高外，2007―2012年广东省MoransI指数变化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说明广东省金融集聚在空间上存在正自相关关系，且关系越来越明显。
[BT4]（五）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
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过MoransI指数结果表明广东省金融集聚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为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还需要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LMerr和LMLag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10），通过比较，LMLag的P值较小，因此更具统计学意义；且RLMLag的P值较小，因此，选择SLM模型可能更合适，模型设定如下：
lnLQit=ρWLQit+β1lnGOit+β2lnGRit+β3lnGIit+β4lnGPit+β5lnRit+β6lnCit+β7lnMit+εit（3）
式中，ρ为空间回归相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空间距离权重矩阵，比邻接权重矩阵更能反映一定范围内某地区与不相邻地区之间的影响，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BT4]（六）SLM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SLM模型设定好后，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通过Geoda软件输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因素中C、M的系数均为正，但不够显著，反映是消费需求与市场规模对金融集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可能由于指标设计或其他原因使这种作用不明显。与预想结果相反的是变量R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研发溢出对金融集聚程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与先前的许多文献实证的结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对研发溢出指标的设计。本文选择各地区专利批准量占全省的比重计算研发溢出水平，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无法获得地区金融业的专利批准量，其他专利批准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或许挤占了金融业研发溢出效应。另外一种解释是，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资助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22]，政府资助刺激了要素的需求，提升了要素价格，从而提高了企业研发的成本，企业研发支出的减少导致对于专利申请的积极性降低。
从政府行为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GO、GR、GP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较为一致。另外，GI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较为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有负向作用，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一致，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业发展受限，金融企业缺乏充分的自主权，影响了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这一结果也证明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
总体来看，除了研发溢出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产生积极影响之外，市场规模为金融业发展提供基础，消费者需求的增加促使金融业的繁荣，政府促进开放水平，做好社会保障，对各类企业给予研发资金支持，同时不过度干预企业的发展都能有效地提高金融集聚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新经济地理学派主要从知识溢出、技术溢出、规模经济等方面探讨产业集聚的成因，很少从政府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因素、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水平的影响，提出假设，对外开放水平、政府研发资金投入、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预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干预则产生负向影响，并运用2006―2012年广东省各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由此发现：
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消费需求和市场规模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有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各种新经济地理因素发挥作用。比如，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金融机构自主创新，开发金融衍生品，刺激消费者投资需求；建立完善的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并借此撬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型企业金融业务，扩大市场规模。
对外开放对促进广东省金融集聚有正向影响。广东省为沿海地区，广东自贸区和“一带一路”两大战略双轮驱动将进一步将推动广东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金融领域将作为广东省对外合作开放的重中之重，省内各地区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吸引外资，还要吸收高新科技，促进金融产业的集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加大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发挥R&D投入的杠杆效应。通过对2006―2012年广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数据分析，深圳从4.43%增加到9.21%，增长波动最大，对应其集聚水平也最高；其次是东莞和广州，与之对应，广州的集聚水平位列第二，东莞各年平均集聚水平位列第四；最小的是云浮，其集聚水平较低，其他地区的政府科技拨款占比均呈上升趋势。政府研发投入作为杠杆，形成全社会R&D投入的多元集聚，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聚。 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失业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让越来越多的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安定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消除一些社会不安定隐患，加速人力资本的流入，提高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
政府干预不利于金融业集聚。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但是过度干预不但不能优化资源配置反而会损害市场运行效率。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增大公共安全、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和医疗卫生服务等社会消费支出。首先，政府可以加强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信技术的提高，网络安全的保障等。其次，注重各类配套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包括政府干预金融发展的主要形式：农村合作社、地方融资平台等。再次，注重区域文化道德建设，宣传和发扬“诚信为本”的传统美德，促进金融集聚的内在合作机制的顺利运转。最后，积极实施人才战略。政府要注重当地的教育事业，培育更多金融专业人才，为广东省各地区金融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