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108-08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展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提升调动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上升至2014年的9 892元，年均增长率达12.91%，增长幅度比较明显。不过总体上看，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和效率依然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公路与校舍规模、科技经费和医保覆盖率等方面存在城乡供给差异，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比较明显。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机遇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此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大多以供给模式及供给瓶颈等为研究视角，很少涉及影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收入效应为研究切入点，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协整检验和短期动态分析等方法来对这一主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丰富理论研究成果并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有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庇古[1]，他从公共物品税收融资的角度分析了供给问题并认为我们从公共物品供给中所得到的收益必须能够弥补由于税收融资所造成的消费者行为扭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优公共物品供给。Samuelson[2]对公共物品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同时指出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同于私人物品，它需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并能够为社会提供出最优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Tiebout[3]发现当税率、禀赋及偏好水平既定时存在公共物品的均衡最优供给水平。与此相反，Nechyba[4]强调即使不存在给定的税率、行为人禀赋及偏好水平，经济社会中也会存在一个均衡的最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Browning[5]，Kaplow[6]和Bruce[7]等学者从供给制度设计和供给绩效的视角探究了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问题，指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合理考量税收扭曲损失和无谓损失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确定公共物品最优供给水平和模式。Stiglitz[8]和Laffent[9]还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认为需要设计出一种社会机制使人们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偏好和愿望从而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Hanushek[10]和Auze[11]探究了公共物品的其他供给方式，经过理论推理认为实行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供给模式。Kahneman和Smith[12]采用实验研究的分析方法证明了当面临公共物品供给时不是每个人都倾向于“搭便车”，现实社会中总会存在一些人愿意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或供给作出贡献。Croson[13]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证明了在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人群中采用劝告性贡献方法来进行公共物品生产或供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EC.Savas[14]认为，为了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需打破政府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并建立起私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整个社会生产或供给出高质量的公共物品。
（二）国内文献
与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不过，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李书民[15]、王国华[16]、张秀生[17]和江时强[18]采用描述性分析法探讨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公共物品投资和供给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且两者呈正相关，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投入规模、效率和模式设计等方面的缺陷减缓了农民增收的步伐。官爱兰[19]通过构建VAR模型，并结合协整和格兰杰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固定资产、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在长期中显著提升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刘朝春[20]发现农业税的取消使部分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无法形成对广大农民的有效供给，有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蒋月亮[21]使用陕西省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农户需求偏好以及支付意愿，说明农户对生活性公共物品的偏好和支付意愿要高于生产性公共物品。童辉[22]认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城乡失衡和主体权责不明等不利现状，需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予以解决。关慧[23]对比分析了美日韩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财政政策，并以此为借鉴提出了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相关举措。供给模式方面，冯海波[24]回顾了建国以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变迁，并从财政约束的视角探讨了软约束、紧约束和约束法制化条件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引出了优化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种种良策。邓蒙芝[25]采用农村地区调研数据分析了政府供给、村庄自我供给以及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模式的决定因素和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地区差距的影响，指出村庄规模、收入水平和非农经济活动活跃程度是以上三种供给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政府供给模式趋向缩小地区间供给差距，而村庄自我供给以及联合供给模式则具有扩大区域供给差距的倾向。供给效率方面，刘天军[26]、罗兴佐[27]分别选取陕西省和重庆市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并且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人均GDP、人口规模、财政分权度和供给政策等均是影响供给效率的重要因素。乐为[28]指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无效率与农民负担沉重长期共存，并具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由此来看，先验研究大多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和效率为研究落脚点，较少进行分类别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效应考察。据此，本文拟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分类别的考察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短期静态和动态关系，全面探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农民收入方面的发展态势和相互关系，以期为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保持国民经济稳中向好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政策建议方面的引导。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的较快发展，各国城乡二元化结构趋势日趋明显，由此导致城乡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效率被进一步拉大，严重制约了各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实现了全面发展，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稳步上升，公共物品供给能力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间在公共物品供给规模、种类以及模式等方面的差距被逐步拉大。图1显示了198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及支农支出占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始终保持着稳步递增的走势，从1980年的15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3 799亿元，复合增长率达14.68%，财政支农占比在1980年至2013年的30余年间基本上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为发展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了保障（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来讲，我国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等公共物品存在不同程度的供给短缺。2011年我国农村普小人均教育事业性费用达4 764.65元，比全国和城市水平分别低4.1%和12%；2010年我国农村地区医疗覆盖率为15.56%，远远低于城市90.08%的医疗保险覆盖率；2012年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金额仅为城市同期水平的41.9%，救助标准是城市的52.2%。此外，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还存在诸如部分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搭便车”现象严重等问题，这主要在于基层追逐“政绩工程”和部分农村居民的懒惰思想。
（二）农村居民收入发展态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日益改善，各项事业扎实推进，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从1980年的191.3元增长至2014年的9 892元，期间实现年均实际增长率7.21%，增长势头显著。此外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始终保持着以工资性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主，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为辅的收入结构特征，1993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性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比重分别为21.1%、73.6%、0.76%和4.51%，前两部分合计占比达90%以上，截止至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上述四部分占比分别达到45.2%、42.6%、3.29%和8.8%，结构特征维持不变但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日渐合理（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总体走势，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自改革开放初期始终保持着递增的态势，但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一点可以从收入比趋势线走势看出，198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7.6元，是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而在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更是达到了峰值的3.33倍，2014年这一比值回落至2.92，可见总体上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尽管近几年有缩小的趋势，但要实现合理收入差异还需很长的路要走。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筛选和处理
从宏观意义上讲，农村公共物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即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科技水平、农村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状况，鉴于此本文以农村居民纯收入（REV）为被解释变量，同时选取我国1983-2012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支出（INV）、科技经费（RD）、教育（EDU）和医疗卫生（MED）支出作为模型解释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考量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效应。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为了消除时序变量中可能的异方差性，本文分别使用上述变量的对数形式。
图3和图4显示了变量取对数前后的趋势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首先，解释与被解释变量在长短期中的走势基本一致，变量间的正相关性显著，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模型变量经过对数操作基本消除了异方差性，总体态势进一步优化。
（二）实证分析
1.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是考察被解释变量和多个解释变量间数量关系和相关程度的有效工具，其一般形式为：
依照以上回归结果来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从回归模型评价指标方面来讲，方程R2=0.993 881，大于拟合标准临界值0.98，同时F值为1 015.124，相应概率为0.000，表明该多元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非常好，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中农村各项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2）多元回归模型的DW值为1.62，这表明多元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此外回归方程下方的标准差均比较小，T值也大于其临界值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多元回归系数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3）从模型变量间数量关系和相关程度的角度来讲，方程（3）显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每增加1%，分别带动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0.09%、0.12%、0.13%和0.62%。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收入递增效应。
图5显示了多元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从中我们能够更为直观地看出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序列与拟合值序列的长期走势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模型的现实解释力比较强，能够较完整地反映实际情况。 2. Johansan协整检验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与诸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科教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将引致农民纯收入增长不同百分比，这仅仅是从数量和相关程度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递增效应。为了更进一步地考量其长期收入效应，本文引入Johansan协整检验法以实现这一目的。进行Johansan协整检验分析前需明确检验的滞后阶数和模型变量的平稳性。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最小的原则，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1。同时，为了防止虚协整，我们将显著性水平控制在5%对上述模型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模型原时序变量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均小于其ADF检验值，由此接受原假设即认为模型时序变量存在单位根，具有不平稳性。同时，一阶差分形式的模型时序变量的ADF检验值小于其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了检验原假设，通过了ADF平稳性检验。
公式（4）和表2显示了Johansan协整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地区各项公共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从影响程度上来看，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支出的收入增长效应最大，支出每增加1%将引起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0.88%，科技、基建和教育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依次为0.34%、0.24%和0.23%；此外，公式（4）中TREND项代表方程因变量的长期趋势项，其系数为正，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纯收入在长期中是保持递增态势的，并且将按0.188%的比重逐年上升，由此我们得出了与前面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相一致的研究结论。
3.动态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采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探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居民纯收入之间在短期内的动态关系，以期进一步完善本研究内容。
图6和图7显示了短期中农村基建、科教医疗支出变动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期数设定为10期。从脉冲响应图中我们得知，除LnINV外，其余公共物品供给波动在短期内均将形成对LnREV的正向冲击，冲击响应态势基本遵循即期上升、中期峰值、末期平稳缓和的特征，响应强度保持在0.1%的范围内，出现以上现象说明与其他公共物品供给相比，我国农村基建供给的短期收入增长效应还不明显，亟待做出调整以期在长期中充分发挥其收入增长潜力。
方差分解图8和图9显示了LnEDU、LnRD、LnMED和LnINV对LnREV的贡献度。本研究发现教育和科技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度较大，始终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其中教育的贡献度更是达到了约42%的峰值；医疗和基建的贡献度在期内一直保持递增态势，水平基本维持在20%以下，由此说明我国农村医疗和基建方面的供给能力和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
如表3中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所示，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即农村科教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引起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但农村基建供给没有成为居民纯收入增加的Granger原因。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实现农村地区收入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显示我国农村基建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规模和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亟待各部门做出规划和调整。
四、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及收入效应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1.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农村基建和科教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供给与地区农民纯收入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和基建，数值分别为0.62、0.13、0.12和0.09。
2.Johansa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我国农村基建、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收入递增效应，供给每增加1%将引起农民纯收入分别增长0.24%、0.34%、0.23%和0.88%。
3.动态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在短期中农村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正向冲击和贡献，但我们仍然看到农村基建供给的收入增长效应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和释放，亟待相关部门做出进一步规划和布署，以期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机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拟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鉴于我国财政支农比重逐年下降的客观事实，我国农村各级政府应加大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对基建、科教文卫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和效率，促进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质量、科学技术以及医疗卫生等方面实现稳步发展，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不断调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吸引私营经济进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与公有制提供主体展开良性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避免一切以“政绩工程”为缘由的公共物品供应行为，优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3.依照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我国农村各级政府应重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造学校、高速公路、水坝以及电网等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公共项目，丰富公共物品供给种类，释放收入增长效应，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